记者手记|中国农民的农活技术,如何改变非洲的玉米田
【财新网】（特派坦桑尼亚记者 田佳玮）远处蜿蜒起伏的山脉在雨后的薄雾中依稀可见，将本就稀疏的人家和苍茫的土地映衬得更加辽远。在东非国家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Morogoro）的瓦辛巴村（Mtego Wa Simbar），当地农民Omari Jayo站在自家的两块玉米田之间：左手边的田地使用传统种法，右手边田地则借鉴中国经验。一低一高，一乱一整，一纤一壮，对比明显。
按照当地的传统种植方法，每年的雨季来临之前，Omari Jayo都会拿出从上一季收成的玉米上掰下来的自留种，随意在长满杂草的田地上撒下。然而，土地并没有经过翻整，也没经过深耕；种子种下之后，一季里基本上不怎么管理，直等到收获。由于是自留种，下一季玉米的出苗率也不能保证，出苗后的抽穗时间不等；玉米种出来不结棒或结棒不结粒的现象也并不罕见。站在地头儿一眼望去，玉米杆高低不一，参差不齐。
而按着中国经验，Omari Jayo右手边的玉米田种植方法则大有不同。播种前他锄了杂草、翻了地，买了良种。播种时先起垄，按着一定的行距和间距，进行精播和点播，种植密度也从6000多株/英亩提高到1.5万株/英亩。种下之后，按时间除草。有时，还进行间作和套作，也就是在原本的玉米田里种上豆子等其他农作物。一个季度下来，这块田里的玉米长得齐齐整整，产量也达到之前的2到3倍。
村子另一头的农户Mohammad Abdalla将我们邀请进他家中，展示今年刚翻盖的平房。因为成了试验户，他的田地今年增收了八包玉米，其中一半留给自己吃，一半可以卖给其他村民，收入也有了增加。他的邻居Akhabuhaya看着他增收，第二年也成了中坦合作项目的试验户。当我们到来的时候，Akhabuhaya正斜靠在门楣上，数着今年的增产。像Jayo和Mohammad Abdalla一样，瓦辛巴村300多户人家中，已经有200多户加入了中坦试验田项目。
比瓦辛巴村更早的，是在另一个村庄佩雅佩雅村进行的实验。2011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开展中国农业技术的试验示范项目，想要通过示范中国村级减贫基本经验，与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共享中国减贫经验的实践案例。瓦辛巴村附近的佩雅佩雅村被选为首个项目试点地。
坦桑尼亚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人地比例较高。但由于劳动力相对土地稀缺，很多地方的小农，都形成了相对粗放化和低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产量一般偏低。虽说普通小农户的户均拥有土地都在10英亩以上，但每英亩土地的收获，只有250─500公斤。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近期发布的《非洲农业发展潜力及中非农业合作建议》报告，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非洲农田的化肥使用量严重不足，每公顷大概只有60公斤。因为化肥多靠进口，价格昂贵，很多农民无力承担。另外，非洲没有系统性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农业机械化程度低。2014年，非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7.4台拖拉机。相对于中国粮食作物100%的良种采用率，非洲农户基本上使用自留种，良种采用率低于40%。
在没有化肥和农药、良种不足，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农业如何增产？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想到了移植中国经验。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说，中国土地少人多，农业发展的核心经验并不是补贴和大规模的使用化肥，而是通过提高劳动力投入来提高土地产出。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非洲没办法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多的优势，应该优先发展更多投入劳动的技术，也就是中国农业发展运用的“劳动密集型农业”。
但一开始，大多数坦桑尼亚村民对中国的这套经验并不“买账”，不愿意拿到自家农田进行试验。他们心中的顾虑有几个：一是因为玉米在当地的自给性较高，商品化程度低，种出多少自己就吃多少，农民并没有太强烈的增产愿望；二是因为，若按照中国做法，他们需要还另外购买良种，进行规整密集种植，这无疑会增加成本。还有人担心，因为时旱时涝的不稳定气候，即便费时费力投入，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另外，由于受限于市场，玉米增产也不意味着农民必定增收。种种因素，使得这一中坦农业项目落地时，很多人并不积极。
佩雅佩雅村的一个技术推广员成为首个“吃螃蟹”的人，他相信了中国教授的话，拿出自家的一块田做尝试。在肥水条件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他仍努力做好田间管理工作——买良种、翻地、精耕、间苗、除草，像经营一门生意一样经营了一季自己的玉米田，到了收获的季节，收成翻了一番。
消息传开，接下来的推广就变得容易许多。到2018年初，佩雅佩雅村有200多户农户加入项目，1000多亩的农田成了试验田，玉米产量由之前每亩66公斤增长到近200公斤，中国团队带来的农业技术也由一个村扩散到了周边的四个村。而在瓦辛巴村实施的第二个项目中，也累计有200多户农户加入，占该村总户数的一半，示范户玉米产量均增产了2-3倍以上。
因为这套方法非常简单实用，农户在种过一季之后就能够熟练掌握技巧，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继续采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武晋说， “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和他们愿不愿意继续推行下去完全是两回事。关键是撬动原发动力，让他们知道这样做的重要性和意义。”
“通过不断投入劳动力，极大的弥补了资本不足。”李小云说，这种农业发展的过程是独立于资本、外债和任何外部投入的，产生的剩余是纯的剩余，不需要还账，这是这个中坦农业实验项目的根本性质。他认为，长远的看，帮助非洲发展农业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大规模减贫，还可以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新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对中国和非洲是双赢。
在瓦辛巴村口，一座漂亮的村公所在周围的茅草房中格外显眼。它也是由中国农业大学的项目帮忙建造的，在2015年之前并不存在。在教导农民如何种田的同时，如何提高当地政府自身的能力建设，也一直是项目组关心的议题。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瓦辛巴村村公所，由中坦农业合作项目帮助建造。图／财新记者 田佳玮
“我们想要逐渐减少对这个项目的投入，而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激发和培养当地政府的执行力上。”武晋说，中方团队一直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让项目彻底“内化”成当地的项目。“中国团队的直接现场参与越少越好，当地对中国人的依赖越少越好。”
而项目组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当中国专家撤走以后，怎样保持项目的可持续性？如何让坦桑尼亚当地政府能够支持“从示范到推广”的政策路径？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瓦辛巴村，项目组改变了工作重点，将项目执行的重心移交给当地政府，依靠省政府的团队做团队建设，并通过大量的培训，探索出由当地政府“包村包户”，在农户层面实施玉米密植栽培技术的方法。
如果说，在佩雅佩雅村更多分享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国经验”，那么在瓦辛巴村的工作重点，则转为分享“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中国经验”。
在项目实施之前，当地政府就派出农业技术推广员下到基层，负责安排一年间的农业工作，解决农户的种植技术问题，及时向上级反馈生产设备的不足。在瓦辛巴村，中国项目组则不再到田间手把手地教授中国种植经验，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为主导，并与当地团队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技术推广方案，培训坦方农技员走到基层，包村包户教会当地人。
而中国项目组每次只来三五个人，每年去三到五次，每次待上半个月。项目组不在村里的时候，还能通过微信“远程指导”。因为没有灌溉，当地靠天吃饭。李小云说，即便人在北京，到了播种季节，他仍会操心非洲有没有下雨；该间苗的时候，他也会担心当地人会不会按照规定间苗。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瓦辛巴村，放学的孩子走在乡间小道上。图／财新记者 田佳玮
2018年3月，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这个中坦农业合作实验项目进一步扩大为“千户万亩玉米增产实验工程”项目，期望能够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10个县，共实现让1000户农民、1万亩玉米田增产2-3倍以上的目标。
为了实现此目标，项目组制定出新的方案：让中方专家团队和当地的苏科因农业大学合作，推动该大学的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同时和莫罗戈罗省政府合作，组织省长、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以及农业官员等进行沟通和讨论，由他们来选定示范村。
过去，这里还没有做过农户入户调查工作。项目组的计划是未来要进行1000个农户的入户调研。通过和当地人共同讨论问卷问题，培训当地的调研员结合本地情况开展调查，了解乡村整体情况，从协助当地增产农作，发展到探索农村脱贫之路。
武晋说，项目组之后还希望能够在粮食增收的基础上，唤醒坦桑尼亚政府的意识，让当地政府积极帮助农户解决包括销售市场、渠道在内的其他问题。
李小云说，“这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结合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坦桑尼亚当地的实际情况。通过分享中国地方政府下乡的工作方式，支持当地地方政府、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与当地农村社区三者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从而完整呈现了中国式的劳动密集型、低资本投入的农业技术方案。”
“援助的通常做法是我来教你做，你来跟我学，但一离开就较难维持。”武晋说，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让非洲受益颇多，但援助效果的可持续性，一直是个问题。通过不同层次的培训，对当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使得当地政府提高自身能力建设，才是援非之道。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秀丽说，这个项目不但促成了增产，也带动了当地人发展理念的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资源来修路，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他们会问，中国人疯了吗？没有钱怎么能把路修起来？” 徐秀丽说，当地人原本的观念是，只有先获得外界支持，才能落实一些项目。“后来通过各种磨合，先把路修起来，把房子盖起来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其实通过非常简单的劳力投入，他们自己就能够办成很多事情。”
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志钢看来，中国人的自主能动性，曾为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现在应该把这个经验和启示更好地带到非洲去，使非洲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去解决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