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司伟：极端天气不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多措并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莎 北京报道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也是今年“三农”工作的两条底线任务之一。今年粮食生产经历极端天气、疫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多重考验，目前夏粮已丰收到手，秋粮即将大面积收获，今年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我国粮食产量十八连丰，但仍有一些公众关注的问题等待答疑释惑，诸如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全球疫情、地缘冲突升温、国内粮食生产日趋集中对我国粮食生产乃至粮食安全的影响，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再如在耕地红线压力下，一边是稳定粮食面积和粮食产量，一边是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食物升级需求，二者如何得兼？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司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司伟（受访者供图）
农业生产如何更好适应气候变化
《21世纪》：7月以来南方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增加秋粮生产压力，据气象预测，今年华西秋雨强度较往年偏强，长江中下游秋季降水偏少，可能夏秋连旱，这将对明年粮食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农业生产如何更好适应气候变化？
司伟：粮食安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粮食生产，也要考虑粮食贸易、粮食需求基础上的粮食供需平衡。国际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有消费者可得到粮食和消费者能负担得起两个维度。
极端天气引起的干旱或洪涝，可能会造成粮食生产波动或局部地区粮食减产，但尚未对我国全局粮食产量造成明显影响，更不会造成整体缺粮或粮价暴涨而影响粮食安全。因为中国拥有发育良好的粮食统一大市场，通过粮食流通和区域调剂可以消化局部粮食生产波动。
就今年而言，夏粮和早稻已经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了基础，从近期公开信息来看，秋粮也丰收在望。至于秋冬天气变化对明年粮食生产的影响，我认为现在下判断为时尚早。
虽然天气和气温变化往往是一个短期过程，但仍要重视极端天气可能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预防和应对措施。
具体来看，在农业生产方面，一是把握农时，关注土壤墒情，及时播种；二是若因天气原因错过最佳播种期，可及时更换种植品种，并对品种进行优化创新以更好适应气候变化；三是在农产品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的发布和各地落实环节中，考虑极端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提早谋划。
在应急管理方面，强化应急管理措施，提前安排粮食应急预案，防灾减灾，减少甚至避免对粮食产量带来较大损失。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防汛抗旱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应对、适应能力。
在政策支持方面，强化农业保险等政策工具的应用，更好保障农业生产主体的经济收益。另外，还要加强气候监测、预报预警。整体而言，农业生产要更好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农业农村、气象、应急管理、金融等多部门共同支持，协同推进。
《21世纪》：有研究认为未来几年“南旱北涝”形势将持续，这可能对我国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压力？
司伟：“南旱北涝”的判断是否可靠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一些科学家也在做这方面研究，但据公开资料，尚未有定论。但基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变化对粮食生产进行调整，体现的是中国农业的韧性，也是中国农耕文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人智慧的体现。一些地区已有针对气候变化，更换种植品种和调整种植方式的丰富实践。
粮食生产如何稳定面积和产量
《21世纪》：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是今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但种粮收益低于种植经济作物或外出务工收益，极端天气、农资价格上涨等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政策端应如何发力，保粮食面积和产量？
司伟：虽然种植经济作物收益相对高，但粮食生产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不能仅考虑种植农产品的经济收益。
保障粮食面积和产量，需要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一方面继续强化已有的农业支持政策，让农民种粮不吃亏，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提高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在粮食成本构成中，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占比最高，此外，近两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尤其是肥料价格上涨比较突出。对此也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不能被动受制于国际市场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21世纪》：粮食生产虽有一定公共品属性，但在市场经济中，粮食也要交易流通，那政策补贴和政策支持是否存在“天花板”？
司伟：当生产率提升之后，产品价格会降低，这是一般的经济规律。但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关系不同，国与国之间的农产品交易不是基于分工基础上的完全竞争关系。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物质，粮食贸易不只是生产率的考量，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贸易。
但我们在理念上又希望实现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因为从全球角度来说，如果自由贸易得以进行，生产率不高的国家可以从生产率高的国家进口粮食，实现资源禀赋互补，互利共赢，但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WTO为促进全球贸易，在规则中给各个国家设置了相应的约束条件，防止各国农产品补贴扭曲国际贸易市场，这是我们在考虑农业支持政策中必须注意的“天花板”所在。但是，农业支持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考虑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制定既符合WTO农业补贴要求，又能促进小农经济包容发展的农业支持政策。
《21世纪》：我国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其经营耕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70%，小农户承受和应对各类不确定因素的能力相对弱。应该如何更好保障小农户收益，调动其种粮积极性？
司伟：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这意味着我们在政策中要更多考虑小农户，这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对待小农户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不能操之过急。
怎样保障小农户收益？一是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在城乡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均等化之前，土地仍是小农户的心理保障，因而可以通过一系列社会化服务措施，降低小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其收益。
二是相关支持政策更加关注小农户。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粮食生产实践中，我们希望支持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竞争力，因而支持政策更多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未来应优化部分政策的瞄准性，更加关注小农户种粮收益，实现包容性增长。
三是想办法促进小农户链接大市场，这一块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如利用数字经济红利，在返乡创业人员的组织和带动下，用市场倒逼小农户调整其农业生产行为，提高其生产标准化程度和产品质量，打造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将千千万万的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其种粮积极性。
内外部压力下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21世纪》：我国粮食生产区域集中化趋势明显，2021年13个粮食主产区产量占总产量的78.5%，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自给率下降。如何看待我国粮食生产集中化趋势？如何应对粮食区域供给不平衡？
司伟：我国粮食生产的集中化趋势在产量和生产区域边界上都有所体现，过去粮食集中连片生产，区域生产被认为是比较优势的体现，通过粮食生产经济带实现专业化生产和空间布局合理化。但现在大家意识到，过去“南粮北运”，现在“北粮南运”，实际上是主产区在萎缩，尤其是现在粮食生产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存在较大的可持续发展风险。
对此，我认为要加强利益分配、利益补偿和党政同责考核。
一是在中央财政及相关的农业支持政策方面，强化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避免产粮大县都是财政小县的情况，让种粮的人不吃亏，种粮的县不吃亏；二是注意利益补偿机制，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怎么补偿，如何从理念变成行动，是需要研究的方向；三是党政同责要落实，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责任一起扛，强化粮食生产的考核。
《21世纪》：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近期外部环境变化会对我国粮食进口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应对？
司伟：对中国来说，粮食安全是永恒的话题。在生产方面，中国人口多，土地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占有耕地少，总体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在消费方面，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处于迈向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居民生活和食物消费也相应转变，比如，从过去以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为主，现在转向植物蛋白和肉类蛋白质并重。
现在我们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一方面，我国是第一大粮食进口国，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会增加我国的粮食进口成本，而且部分进口农产品的产业链长，贸易成本上涨的影响通道广。另一方面，地缘政治摩擦或冲突会影响我国的贸易渠道，甚至全球农产品的贸易格局。
但除了可能的负面影响，我们也要认识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农业发展也是一个难得的转型机遇。
具体应如何应对？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落到实处。
二是通过系列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是从大食物观角度来认识中国的粮食问题。因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其实是食物安全问题，要推动我国农业与食物系统转型，具体表现为通过农业生产结构性调整，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既保障粮食产量提升，又实现营养与健康。
四是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粮食治理，倡导粮食贸易，避免贸易封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粮食安全也关乎全球粮食安全，要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我们要始终记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21世纪》：你提到要从大食物观出发，基于绿色发展调整粮食生产结构，前面你也提到我国耕地资源有限，而大豆等作物单产相对主粮低，调结构如何兼顾粮食产量、耕地红线、绿色发展和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司伟：其实有很多方式，在生产端，一方面调整生产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推进种业振兴，提高单产；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之外，技术创新也大有可为，如通过人造肉、无土蔬菜栽培等技术革新，弥补传统农业生产资源的不足，助力食物供应结构优化与升级。
在消费端，倡导健康的食物消费观，优化肉类消费结构，推广健康的膳食模式，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营养过剩或不均衡带来个体或公共医疗资源负担，避免食物浪费等。
（作者：李莎 编辑：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