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华：双周座谈会的由来

双周座谈会始于1950年3月。设立双周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沟通思想，对时事政策、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双周座谈会”最初称为时事政治座谈会，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起，参会人士包括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双周座谈会是全国政协最早进行政治协商的形式之一，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间架起了协商的桥梁，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沟通交流、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双周座谈会的起源与早期实践

座谈会是源于日本的一种会议形式。近代以来，座谈会的名称与形式伴随着中国赴日留学生的介绍传入中国。

据笔者目力所及，中国最早的座谈会召开于1930年。1930年初，由夏衍等人发起创办的上海艺术剧社召开了首次座谈会。与会的冯乃超称这是他们“第一次引用”“座谈会”的形式，并且对此“不很习惯”。在此之后，座谈会的名称与形式开始在知识界与大众传媒中逐渐传播开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等自发地组织参与了多种名目的座谈会。出于节约时间和减少政治阻力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座谈会多与聚餐相结合。与会者“边吃边聊，互相交流情况、发表看法”，或在餐后进行专题座谈，对外则称“聚餐座谈会”或“聚餐会”。其中，有些座谈会因两周举行一次，因此称“双周座谈会”或“双周聚餐会”。这一时期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双周座谈会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抗战结束后，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在内的多个民主党派相继建立，成为战后争取和平、民主和自由，反对战争、独裁和专制的重要力量，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但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由于国民党对民主人士的暗杀迫害，对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打压，各民主党派很快失去了进行公开活动的条件。伴随着国内形势的日趋严峻，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知名民主人士纷纷向相对安全的香港转移。一时间，香港成为各界民主人士的聚集地。

为加强居留香港的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联系帮助各界民主人士，中共香港分局根据各民主党派的情况，继承了传统座谈会的名称与形式，开创了“双周座谈会”的工作形式。中共香港分局举办的双周座谈会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每次都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上层及中层人士参加，一般“采取边聚餐边座谈的形式”，由中共香港分局的相关负责人向其报告国内外形势发展，与其共商国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之后不久，中共香港分局“统委”成立，以加强对居留香港的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在“统委”成立后，中共香港分局加强了对双周座谈会的领导与支持力度，并将双周座谈会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开展活动。其中，由上层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改在“统委”所在地举行，“每次开会，方方、潘汉年和连贯一定出席”；而由中层的全国性民主人士参加的双周座谈会，则在湾仔某单位的一个会议室中举行。在中共香港分局“统委”的努力下，双周座谈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周座谈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正式创立。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促进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重要平台。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章伯钧、史良等民主党派代表提议，应经常举行各党派间的座谈会，以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基于对此前在香港举行的双周座谈会的良好印象，会议在当天即做出决定：“同意各民主党派的提议，由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为主体组成双周座谈会。”此后，从1950年4月20日至1966年7月9日的16年时间里，共计召开了114次或116次双周座谈会。

此间召开的双周座谈会，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50年4月到1954年6月，共召开座谈会55次。在双周座谈会召开之初，全国政协曾将其职能确定为“加强各民主党派间的联系”，并“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1951年11月，全国政协进一步规定“今后双周座谈会的内容为：（1）听取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2）座谈时事问题；（3）协商有关单位提出的问题，和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基于上述定位，在此间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主要是围绕当时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及统一战线相关问题听取报告、座谈讨论和交换意见。这一阶段双周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涵盖了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政策学习、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座谈会存在着诸如报告多讨论少、成员众多和开会时间不固定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会者参会的积极性，并影响了双周座谈会协商实效性的发挥。1954年6月4日，双周座谈会在座谈了关于日内瓦会议问题后即停止了活动。

第二个时期从1957年12月至1958年4月，共召开座谈会11次。1957年5月至6月间，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座谈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座谈中，“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举行双周座谈会的意见”。因此，会议决定“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各人民团体不再参加。是年12月14日，双周座谈会以新的名称重新召开。这一阶段的双周座谈会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其原有的问题仍旧存在。而且，这一时期召开的双周座谈会议题较为单一，其内容全部与各民主党派内部整风及交心运动等有关，对国际国内的其他任何事项都没有涉及。1958年5月到1960年1月，双周座谈会再次停止活动。

第三个时期从1960年2月至1966年7月，共召开座谈会50次。1960年2月18日，双周座谈会举行会议，“讨论今后座谈会的内容问题，决定仍按原来规定，对有关时事政策、统一战线的问题交换意见”。根据这一决定，这一时期的双周座谈会议题的范围有所扩大，其主题包括了城市人民公社、中苏关系、新“五反”运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文化大革命”等国内外重要议题，以及与统一战线工作相关的“神仙会”等问题。但是，因应形势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双周座谈会多以形势报告会和报告讨论会的形式展开，协商的机会大大减少，而且会议召开的时间也更不固定。“文革”开始后，双周座谈会第三次停止活动，并在此后48年的时间里消失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周座谈会存在着诸如制度化设计不到位、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几经存废，时断时续，并没有真正形成规律化和制度化的运行机制。而且，即使在双周座谈会召开期间，也多因人员安排、内容设计等方面的不合理而弱化了会议的协商职能，降低了会议的效用。正是由于其上述弊端的存在及其实效性的不足等原因，中共中央在“文革”结束后并没有立即恢复双周座谈会。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作为一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实行的交流协商形式，双周座谈会密切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促进了中共与各民主人士合作，推动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协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影响较大的协商合作形式之一，并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十八大以来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启动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以此精神为指引，十二届全国政协继承与创新了之前曾经实行的双周座谈会制度，建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通过定期邀请各界别委员——主要是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使其成为新时期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和凝心聚力的重要平台。

2013年10月22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沉寂了48年后，双周座谈会又以新的名称与形式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不仅仅是名称方面的变化。相较于之前的双周座谈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在座谈内容、成员构成和制度化设计等方面都做出了较为重大的改变。首先，在座谈内容上，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主题更为明确，更为具体，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在会议的议题选择上，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坚持以“小题目作大文章”，坚持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研究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战略课题。在从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至今的座谈中，会议的议题包括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宏观经济形势、建筑产业化、安全生产法修正、清洁能源发展、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推进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工作、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等诸多领域，涵盖了当前民众关心和舆论关注的多种重要问题。其次，在人员构成上，每次座谈邀请20人左右，都是与座谈会主题相关的委员，其中大多数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这种小规模的座谈，既增加了与会者发言的机会，也提升了座谈会的质量。同时，在人员的界别组成上，全国政协还设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参加人员中中共党外人士占70%、党内占30%的制度性安排，以实现协商人员构成主体更加多元和广泛。

此外，在制度的设计上，全国政协还力求实现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规律化与实效性。自2013年10月22日，除去春节和暑假期间的几个月份，双周协商座谈会基本上都按每两周一次的频率正常召开。同时，为保证实效，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大都提前通过调研确定，并列入全国政协年度协商计划。每次座谈会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而且，作为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国家部委与职能部门需要全程参与讨论。会议结束后，最终的会议记录会被整理成信息专报递交决策层。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保证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的重要性、制度化与实效性。（作者李桂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