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实地研究的三个关键议题
◇徐秀丽
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莫过于开展域外实地研究。本文将基于笔者已有的域外实地研究经验，探讨其中三个关键性议题：一是域外实地研究与新型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二是域外实地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研究能力问题。三是域外实地研究中参与式观察调研和行动研究两种范式的比较。
域外实地研究与新型知识生产
域外实地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仍然要服务于研究问题的回答，因而如何设问、通过实地研究回答何种研究问题、推动何种知识创生是首要关注。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迫在眉睫，这就注定新时期所推动的域外实地研究要超越传统向外单纯“取经”思维，纳入更多的主体意识和更深入的问题意识。中国学者在“走出去”开展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应不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回望、对比、互鉴和融通中进行新知识的生产和累积，据此建立特定区域与国别的差异性知识和一般性认知，进而指导相应的公共政策与社会实践。
但不得不承认，这一宏观知识诉求上的转向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并不容易。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应具备三个意识：第一，具备全球知识版图的自觉意识，主动超越其隐形的中心—边缘依附状态，以主体自觉和问题意识发问；第二，具备以客观的态度观察和理解自身的意识，敢于打破传统窠臼，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第三，具备在实地经验研究之上注重文野互动的意识，努力打造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域外实地研究能够为新型知识生产提供新场域和新载体，是区域国别研究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呼唤。只有走入他者的世界，中国的知识群体才能深刻理解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才能真正认识自身在全球知识脉络中的格局和位置。
域外实地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研究能力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早期开展域外实地研究的动力不足、研究组织化程度较低，受制于政府和民间的资金欠缺，资助力量也比较分散，因此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研究者真正系统性、有组织地走出国门，深入域外开展实地研究是近20年逐渐形成的新型研究实践。早在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开展“洲际经济”的合作模式，注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相处理念，为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自2002年开始，由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等陆续推动不同学科范式下的海外田野调查，部分学校还面向全国青年开展了系列海外民族志的培训，许多高校出版了域外实地研究的系列成果，由此积累了中国开展域外实地研究的人力资源经验。
尽管如此，开展域外实地研究的行政管理体系、资助体系、发表体系、评价体系等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加速了上述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但必须看到，开展域外实地研究对于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来说，需要具备以下五种能力。一是研究者需要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和历史，并能游走于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制中，具有差异性文化诠释的能力和跨学科知识爬梳对话的功底。二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其在对象国长期停留。三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便能够较好地深入对象国开展实地研究。四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要具备敏锐的安全意识，避免误入当地政局和社会纷争，保证自身安全。五是研究者要有强健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以此克服远离母国的内心孤独。以上这些条件都对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提出了比在国内开展实地研究更高的要求。
中国的域外实地研究发展，从20世纪初的“点”到21世纪初逐渐形成“线”，并在近年来初具规模，建设成“面”。但总体来看，中国域外实地研究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刚刚起步，仍有待学人努力和相关政策上的支持。
域外实地研究中的参与式观察与行动研究
域外实地研究要经历进入、融入、脱离三种情境，之后还要在学科规范下撰写调研笔记或民族志，进而形成对某一区域国别及其特定议题的完整学术叙事，这是域外实地研究的基本步骤。迄今为止，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仍面临人文学科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争论，其知识旨趣也面临实践应用导向与理论建设导向之间的张力，但不管倾向何种路径，域外实地研究方法都不可忽视。其中，常见的域外实地研究方法为参与式观察，该方法强调长期浸润田野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异文化的书写，通过文化比照和追根溯源，层层深入，步步挖掘，最终形成某种完整“故事”，达成研究者对于对象国或某一问题的深刻理解。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总结了田野工作中八个要关注的向度，称其为“田野八式”，即心存异趣、扎实描记、留心古旧、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神游冥想、克己宽容以及文字天下，并在此基础上紧随问题意识的线索，完成民族志的升华和新知识的生产。
近年来，发展合作实践的推进不断深入，也有一些研究者开始主动将实践与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行动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研究者不再是坐而论道的旁观者和审视者，而是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对象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相较于常规的参与式观察范式，行动研究范式对于研究者综合素质和研究资源的要求更高，研究过程更为复杂，同时也面临更多的争议。行动研究不仅为研究者进入域外田野提供了便捷渠道，更重要的是，该范式还开拓了田野边界，丰富了田野层次，深化了研究者对于特定问题的认知。行动研究范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与基于成熟文本规范的发达国家不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日常实践建制化程度较低，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并非总是可见的文书，而更多的是隐藏的文本，在诸多社会事实被遮蔽的情境下，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其实是很难进入真实田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研究是打开局内黑箱的一把钥匙。
总体来说，不管是参与式观察范式，还是行动研究范式，域外实地研究方式的选择均要基于研究者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的域外实地研究虽有积累，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设问、如何融入实地、如何文野互动、如何开发有效的概念、如何展开多元的国际对话等等，都有待于学界持续的努力，在边干边学中不断总结提炼。与此同时，如何激励、组织、管理、评价、传播域外实地研究及其成果，推动相关新型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也对我们的学术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21&ZD1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