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昆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南方契机
图片来源：浪潮服务器：“我在云南，追‘大象’”，收录于话题“浪潮智算—计算之美”，2021年8月28日，https://mp.weixin.qq.com/s/H_VX3FJiIeq5MD125QWEiQ。
2021年8月8日，自云南西双版纳“离家出走”的16头野生亚洲象在历经普洱、墨江、元江、峨山、玉溪、晋宁抵达昆明后，经石屏折返至元江大桥，完成了历时17个月、近500公里的南返过程，并在普洱市墨江县诞生了一头象宝宝。野象的行程受到了世界关注，尤其牵动着野生动物保护一线工作人员与村民的心。云南省林草局、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人员成立了“北移亚洲象应急项目组”，通过设置上千个识别点，“全天候”监测预警，跋山涉水、动态跟踪，随时掌握象群迁移轨迹，提供了及时的救助、引导与呵护，使这一添丁进口的象群在4天后的12日与人类共贺“世界大象日”。更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象群折返处的昆明，正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的举办城市。
本届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预计于10月11日至24日举行。中国对此次会议的申办自2016年3月启动，当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获批。2018年底，生态环境部组织对北京、海口、昆明、成都4个备选城市的考察调研，2019年2月13日，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确定于2021年5月17—30日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会议，后因新冠疫情两次延迟。据目前的计划，届时将同时举办《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缔约方大会。届时，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各国领导人高级别会议，生态文明论坛、自然与文化多样性峰会、城市峰会等8个平行会议、300—500场边会及《公约》秘书处展览、中国展和云南特色展等200—400个展览将同步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要加强双、多边合作，努力将CBD COP15办成一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今年1月出席联合国“一个星球”峰会时，也提到在此次会议上将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绘制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生物多样化治理可能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之一。原因如下：
首先，发展中国家具备生物多样性的天然优势。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也是生物遗传资源丰富国，是水稻、大豆等重要农作物的起源地，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规模均居世界第一。从物种拥有数目和特有程度排序，在全球前12位生物多样性丰富国中，中国位居第8。其他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刚果（金）、马达加斯加、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可见，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即属于全球南方的范畴。
中国是最早加入《公约》的国家之一，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国家协调机制，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成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规划和计划，包括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
其次，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需要全球南方。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开始就《公约》起草谈判。1992年，在内罗毕UNEP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公约》文书，并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得到196个国家签署，于1993年生效。1994年，非洲十国在萨赫勒抗旱委员会协调下签署《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并达成进行“全球科学生态系统评估”的共识。此后，UNEP进一步推动签署《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1999年）和《名古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议定书》（2010年）。2001年，UNEP、美国宇航局（NASA）和世界银行（WB）启动了历时4年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启动了评估生物多样性科学知识国际机制（IMoSEB），并在2008年波恩CBD COP9会议上开展了第二次MA（2012—2015），制定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后续行动战略》。2010年，联合国CBD COP10在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其中5个战略目标及20个纲要目标统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即“爱知目标”。2012年，UNEP为整合MA后续行动和IMoSEB，在巴拿马成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秘书处设在波恩，类似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然而，爱知目标去年收官时结果并不理想，没有一项目标完全实现，只有6项总体目标部分达成。除了受疫情影响、资助项目难以开展以外，也进一步说明该领域的治理工作专业性强、协调难度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及能力建设，是未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成功关键。
第三，南南合作保护生物多样性势在必行。早在2018年，埃及沙姆沙伊赫CBD COP14会议之后，中国、埃及与联合国 CBD秘书处便联合发起了“人与自然——从沙姆沙伊赫到昆明行动议程”（以下简称“行动议程”）。借鉴2013年华沙气候变化大会提出、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界定的国家自主承诺机制（NVCs），对缔约方不做统一规定，而是据各自情况，制定明确、可行的目标。
据IPBES的科学评估报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大直接原因为：土地与海洋的使用变化、生物直接利用（包括捕猎、捕鱼与伐木等）、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根本原因是人类生态足迹的增加和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特别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农食系统，需要全球转型。GBF草案提出了到2050年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景的四大长期目标，到2030年共有10个里程碑指标、21个具体目标。这些转型的实现，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共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减贫、零饥饿、自然环境、气候行动、基础设施及伙伴关系等领域的共同增长，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改观。
因此，全球南方共同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出谋划策、群策群力，不仅有助于充分调动、合理分配南北共同注资的生物多样性资金，将先进的农业生态理念与现代化智能技术相结合，以“再生式”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的变革思路探索具有益贫性增长功效的可持续发展方法学，通过改变传统农食系统，促进生物多样性与气候行动二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协同联系。通过引导聚焦资金向南方国家流动，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沿科技知识在最不发达国家先行先试，将有助于调整全球经济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促进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 郦莉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