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艳：如何建设媒介扶贫信息传播的新话语
当作为技术的媒介改变了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模式的时候，组织与组织之间，与群体之间,组织及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关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而与此同时，媒介的内涵与外延也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作为组织的大众媒介，如何在社会化媒体的个体参与属性中、在媒介个体化的时空中，重新定位大众媒介的主导话语，是全球化中媒介转型面临的而一个新课题或者新挑战。
而如何将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和规划与大众媒介的传播转型结合起来，自20世纪中叶以来，也是政府、企业和大众媒介研究者和从业者所关注的问题。从发展学视角而言，大众媒介在20世纪50-70年代以及20世纪70年代至今与国家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两种视角的转型。50-70年代，自上而下的主导传播模式为主，代表性著作如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与《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等，其主要视角均将传播作为国家和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中心模式的反思与批判，社会各界对大众媒介功能的冷静思考，以及冷战思维模式的逐渐消解，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展经济的思维模式发生了转变，而对于大众媒介而言，最为关键的变化则体现在:以参与式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要信息传播模式之一。
同时，随着新的信息技术的更新与扩散，它所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对社会关系进行了再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本身又再度消费了人与人之间的新旧社会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内外的关系也是如此。信息所生产和消费的新的社会关系，对于以匿名大众为受众的大众媒介而言，在努力尝试参与式信息传播模式的过程中，自然遭遇到了技术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挑战。这种挑战，已不能仅仅以参与这种简单的表述来应对了。
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大众媒介所要应对的局面则更为复杂一些，除了上述所说的技术与发展观念的因素之外，还有几种较为动态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个过程，诸如大众媒介自身的市场化与行政化双重角色的内在冲突、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和专业素养问题、大众媒介体制的一些特征、网络媒介以及移动传播终端的信息传播模式的冲击、以及社会剧烈变迁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等。在这种局面下，大众传媒如何在传播特定的议题时赢得较为显著的影响力呢？就单一的传播议题而言，扶贫可以说是一个久而弥新的话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世界话题，在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层面上，如何通过大众媒介获得更好的助力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着力点是大众媒介应该重建扶贫报道的新话语。这种新的话语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重建：
首先，以共享发展为基本理念，在精准扶贫与媒介报道的精准性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表达关系。
作为一种新的扶贫话语模式，精准扶贫这四个，本身对扶贫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规定。关键在于媒介报道如何在精准上做文章，将媒介报道的精准性与精准扶贫的话语“对照”起来。这里的“对照”并非是照搬而意思，媒介的属性决定了在对某一问题的报道上寻找“热点”的必然性。但是如何保持“热点”的持续性，需要媒介对“热点”进行一定的“经营”或者“营销”。换言之，精准扶贫背后的共享发展理念是重建新的媒介扶贫报道话题的起点。共享发展这一理念因此也是精准扶贫与媒介报道的精准性之建立有效表达关系的国家与社会背景。在这种背景中，媒介报道的“热点”可以拓展在政治文化经济以及社会变迁与流动等问题上。其中应该有对城乡地理空间差异上的政治和文化表达，也有对城乡社会之间以扶贫为中介而展开的多元化问题的讨论，更应该会集中在共享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讨论，从而在多层次的媒介报道中，将精准的扶贫政策落脚到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在重建新的扶贫话语报道模式的同时，对政策本身的传播力度也大大拓宽了。
从发展传播学角度来说，共享发展是一种行动视角下的参与式发展理念，通过媒介渗透及使用和信息技术扩散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促进人的现代化。精准扶贫则是将这种参与式的理念投射到国家运作的具体战略上，通过规划与行动的模式实现共享意义下的多赢。媒介不仅成为报道精准扶贫的平台，也是参与者共同构建精准扶贫话语的平台。
其次，发现和重建大众媒介与扶贫政策发布之间的时间关系。
作为话语本身的扶贫概念，无论在政治社会还是在经济文化层面，都蕴含着多元化的意义，这些多元化的含义，已经被一些大众媒介在过去的扶贫报道中拓展得或深或浅。大众媒介在以往关于扶贫的报道中，与政策发布之间的时间关系有序列不清晰的现象。有些报道，过了几年再看，改改时间都可以再用了。这个时间关系需要通过对政策颁布的历史、政治社会背景、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国际环境、乃至于技术变迁等因素来进行分析。比如精准扶贫的概念是针对什么情况提出来的？又有哪些发展？或许这些问题，在大众媒体报道中都已经有所涉及，但是报道的效力并没有呈现出来。
例如在2015年11月27日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要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帽不摘政策。要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要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扶贫政策设定时间表，相应的媒介报道也要设定时间表。这种时间表的设立，需要媒介组织从重建新的扶贫话语开始。笔者从事的是农民工与农民调查，曾经对媒介关于农民工称谓与农民工政策之间做出纵向比较，发现政策颁布与媒介报道之间会出现滞后与错位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并非是媒介组织有意为之，而往往是在政策颁布与媒介报道的时间关系处理上没有做系统安排，因此媒介报道中出现了多义性的政策报道，这一点，很容易影响媒介报道的效力。
第三，重建新的媒介扶贫信息传播的话语需要建设一种新的扶贫文化。
如何寻找和重新厘定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种新的话语表达，一定意义上都是寻找和重新厘定文化价值体系的尝试。扶贫话语也是如此。在每一次体制革新和社会变迁中，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大众文化都会发生一些细微或者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便是话语表达。就国家层面而言，扶贫不仅仅是一种共享发展理念下的战略诉求，更是一种尝试建设新文化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化已经成为与社会化并驾齐驱的概念之一。媒介社会化、媒介化的社会和社会化媒体等概念充分延展了这种新社会形态的特点。作为文化的载体，社会化过程和媒介化过程也是塑造和寻找新文化体系的过程。对于当代中国媒介组织和媒介从业人员而言，通过对精准扶贫的报道，也是在媒介化时代建设新的扶贫文化的契机。新的扶贫文化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扶贫是平等理念下消除社会阶层差异的一种文化尝试，而非从主导文化向非主流文化传输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以社会地位相对高的阶层社会地位相对低的阶层自上而下进行文化传输的过程。
笔者曾经做过几年的农民培训，在培训中发现，一些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的农民群体，拥有很强的发现和创造文化的能力，农村的一些曲艺形式，在他们的手中被赋予了很多日常化的内容，比如舞蹈、相声、歌谣、散文等。此外还有一些乡村文化的表达，他们主动记载了乡村社会中一些文化传统和习俗，这些现象在本质上也是媒介重建扶贫话语的重要资源。
第四，重建新的媒介扶贫信息传播的话语需要培养“专职的扶贫报道”从业者。
笔者有十余年做农民工与媒介关系的调研工作，曾经希望访谈一些专门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发现人数寥寥，而对仅有的一些记者的采访中，他们对农民工的看法基本来自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和媒介报道，专业性和职业性都比较缺乏。有的记者告诉笔者，这是媒介的组织结构决定的，也不可能设立专门的三农部门。因此，就媒介自身的现状而言，重建新的媒介扶贫信息的话语，也需要从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上入手。扶贫信息的报道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的话，平面化的信息报道方式并不能充分将这种战略展现出来，需要培育和发掘专业的“扶贫记者”，这些“扶贫记者”在满足基本的专业素养的同时，要从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基本的认知，对扶贫政策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了解，对基层社会有长期的观察和了解，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专业性的知识和职业性的素养。
知识沟假设指出，通过大众媒介，社会地位高的群体和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在信息获取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知识沟有扩大趋势。这个假设也可以反过来看，假设媒介从业人员能够在专业扶贫报道上更为贴近现实、融入日常生活中，同时又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高度，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和各种组织的信息诉求，那么媒介便成为弥合不同阶层之间冲突的一种有效工具。
综上所述，重建媒介扶贫信息报道的新话语，需要从四个层面着手，一是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媒介与扶贫之间话语表达如何实现更大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的表达需要关注的是媒介组织、媒介从业人员、社会舆论和扶贫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冲突关系；二是媒介报道要有时间上的绵延性，避免碎片化的报道和断裂性的报道，媒介报道与扶贫政策之间有对应的时间匹配关系和空间布局设置。三是重新媒介扶贫信息的新话语，要与建设一种新的扶贫文化结合起来，将扶贫不仅仅作为政治传播和经济发展理念，而要作为寻找和建设文化体系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四是要培育专业的扶贫信息报道从业者，也即在媒介从业人员中有意识培养从事扶贫类信息报道的专家记者。
这四个方面，简单来说，就是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核心，展开媒介扶贫信息报道的时空化，发展和建设新的扶贫文化，培育专业的媒介信息传播者。
作者李红艳系人发学院教授 原文刊登于2016年第4期《中国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