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曲周精神]石元春：为民奉献 乐在曲周

欧阳永志 摄影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三、四十年前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回忆一段农大往事。

一

这个故事，应当从中国地图讲起，从中国地图上的黄淮海平原讲起。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地形图，很像一只雄鸡，那么黄淮海平原就是在雄鸡身前的一块绿色的玉佩——这是中国第一大平原——32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8平方公里。这个平原上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形平坦、土壤深厚，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农区。

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就开始建设黄淮海平原。首先是灌溉，灌溉能使农作物产量提高一些。但后来就有一个现象：一年增产，二年平产，三年减产。但大家没有注意这个现象，又加强灌溉。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又采取“平原水库”、“葡萄串”一块地对一块天的做法，一下子就把水利化发展下去了，可是这个路线错了。结果就造成这个地方，大量发生了土壤的次生盐渍化，一下子两千多万亩农田，就像染瘟疫一样，整个被盐碱吞没了，产量大减，农民生活困难，农民谈水色变、谈盐色变。

这样一个情况，延续了十多年，没有办法根治。那个时候，老百姓说省、地、县的水利局的牌子两面挂，这边叫做“抗旱指挥部”，一到雨季，把这牌子翻过来就是“防涝指挥部”。那个时候的农委也有一块牌子，叫“治碱指挥部”，治理盐碱地。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治！那也有一句话顺口溜：“张书记来挖，李书记来填，王书记来了不知道怎么办！”在当时的学界，大家也是莫衷一是。

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十多年，最受害是农民，包括国家。国家每年要向调运50多万吨粮食，来给农民发救济粮。在这个时候，科技界和政府机关在黄淮海平原，建立了很多的实验区，大家都在不同地角度探讨怎么治理？旱涝、盐碱怎么办？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实验站——曲周试验区成立了。

早在1973年的5月份，我们学校的老校长王观澜同志——当时是国务院领导小组的成员，主管全国的农业工作——在邯郸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学校时任副校长沈其益教授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下，王观澜就跟沈其益说，你看邯郸地区盐碱地很严重，农大是不是派几个教师来看看？能不能帮他们搞一些改良的工作？沈其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石元春你们土化系，是不是来这个地方看看盐碱地的事？我说行，第二天就去邯郸了。去了邯郸以后，随着就去了曲周，这里盐碱最重。

去了曲周以后，我心里很震撼。为什么？我在此前，我在新疆综合考察了三年，穿沙漠、过戈壁、翻天山，盐碱地上不知道走了多少地方。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中原大地上，在祖国腹地有这么严重的盐碱化。我没有想到这些地区的农民，那么困苦，那么地贫穷，我心里很难受。

回到邯郸时，我们一路一句话都没有说。沈其益问了我一句：石元春，你看得怎么样？我是搞土壤的，特别是搞土壤改良这一块，被人们叫作“地球修理工”，现在眼看着这个地球上，这一块皮肤已经溃疡了，我们的农民在那儿受罪了。你说我在当时什么滋味？想得很多，话就少了。我就跟沈其益说，沈校长，我们该来了。

我回到学校以后，串联了辛德惠、林培、雷浣群、毛达如等几位老师，大家说，走，看看去。7月份大热天，我们去了。他们几个人一看了以后，跟我的心情一样：我们都是搞土壤的，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不去谁去？

我们去了以后住在招待所，夏天很热，晚上就在房子外面乘凉。碰到曲周县一位50多岁的老干部，他是在外地工作，回来探亲的。聊起闲天了，说你们从哪来的？我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你们来干吗？我们说治碱。他就很奇怪，治碱？治碱还得用你们从北京来？我是曲周人，几百年就是那块碱地，要能够治早治好了，还用得着你们来吗？

这位老干部说，现在一拨一拨下放蹲点的干部，都说要治碱。来的时候都是一个虎，走的时候都是一个鼠——像耗子一样溜了。他说，谁来了也干不长。群众对对这蹲点干部有意见，不敢明说，说一些风凉话：“唐修寺，宋修塔。共产党来了瞎挖达”：今天这个工作组来了说该这么挖，下一波工作组来了又那么挖。最后留下一个烂摊子，农民在那受罪。所以农民说，我们这就是不打粮食不养人。老干部还说，农民宿命论很厉害，他们对治碱没有信心。

老干部一说，把我们几个人说傻了。但那时候，我们几个40岁上下还是很锐气的，不管你说老虎、耗子，我不管那么多，咱们就来了，就这么着！

后来，我们决定进驻盐碱最重的地方——张庄。张庄当时是“四大碱”之一，不仅是在曲周闻名，整个邯郸地区都闻名，穷得丁零当啷的，盐碱极重。

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就大量搜集资料。到水利部、到河北省水利、农业厅局等地方，到各个实验点大量地搜集资料，我们忙了整整快两个月，就做一件工作，搜集资料。

1973年9月2日，我们这帮人，进驻张庄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天一到张庄，就迎来一个“下马威”。县委的破吉普车，鼓捣半天到了张庄。车停了，下车了，整个张庄村就像一个水寨一样，周围都被水围住了。带领我们的当地干部说，十旱九涝，年年都这样。

来到大队部，屋里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张桌子，四个板凳。这种房子叫“三透房”，透风、透雨、透光。我们就在这儿待下了。房子透雨，稍微下些雨的话，我们晚上就得接雨，把被窝往这挪一挪、往那挪一挪，弄一个脸盆搁在那儿接雨；透光，晚上可以看外面的月光，因为盐碱地的墙，都是土坯房子，风一扫，砖与砖的缝里就空了，外面刮多大的风里面刮多大的风。

这些，我们农业大学的老师，并不怕。我们就是来和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我们不怕吃这个苦，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有点怕，就是喝他们的水。那水是黄色的，喝在嘴里是咸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水里面有硫酸镁。所以我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跑（拉）肚子，至少五天到一个礼拜，每天要往茅房里跑几次。五天、七天以后，慢慢才适应。

我们随意聊天的时候，村支书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农大老师来的可不是个一般的地方。怎么不一般呢？他说我们走十里地，看不到一颗树，“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听耧耙响，不见粮归仓”。他说，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有女不向张庄行”，有女的，绝不嫁到张庄，张庄的年轻妇女都愿意往外嫁，村子有一大批的光棍。村支书说，1943年这一带发了一次大水，将近50%的人都死了。他说，爷爷临死前想喝一口玉米糊糊，最后也没能找到。

当时，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父老兄弟，我们能不能管吗？我们必须和他们一起，和旱涝盐碱做斗争，必须改变这个现状，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思考，也有了一套综合治理旱涝盐碱地的科学设想。旱是水少，涝是水多。盐碱是因为灌溉不当造成的，这就是“水盐逆行”失调了。这失调了以后，怎么办？旱的时候有水浇，涝的时候能够排走，地不让它盐碱，还要让叫它粮食增产。

这套系统怎么建立起来？我们在治理上“开中药”。我们有三组药。第一组药是“舒筋活血”，把水盐运动调顺，靠什么？我们叫井沟渠，有井有沟有渠，还有田有林有建，农田工程系统。这里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地下是咸水。

咸水在地下不动，我们就商量“向咸水开刀”。那时候咸水农民是从来不动的，我们觉得定得突破咸水，要利用它来调动这个水盐的运动。我们就采取各种措施，把咸水动起来。所以我们建立了一套水运动系统。

第二个系统，我们搞了一套监测、预报、和决策系统，指挥这个水盐运动，将它旱了有水，涝了能排，不盐碱，土壤变肥，作物产量提升，这套系统叫“监测、预报和管理指挥系统”。

还有第三组药是 “营养和强体、壮体”的一套系统，这就是我们农业措施了。要平地、要压碱，要施肥、要品种、要田间管理等等，这一套都上。

这三套系统，我算了算是19味“药”。我们当时有一个提法叫“重病要上猛药”。按照这些思路，我们定了四年的治理期，四年的巩固发展期。

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难题。1973年11月8日，我们“农田工程”这套设计都搞得很好了，也跟大队的支部书记和队长汇报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冷了，而我们工程量很大的，如果地一冻，整个工程就不能进行了。我们着急，可是大队支书他老嘻嘻地跟我们笑着，社员们也不着急。老支书说，你们农大老师在这儿什么时候走？我马上说，你什么意思？你想轰我们？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你们什么时候走？以前的工作队到这儿来，一拨一拨，短的三个月，长的是半年，你们能待多久？我说，治不好你的地，我们就不走了！这一下老支书高兴了，他说，我就等着你们这句话，今天晚上我们开大会，明天早上就上工。

第二天，村里老老少少推着车，拿着锹，带着筐上地了，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改土治碱的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到了第二年1974年的春天，开始有些地方开始出现转机了，有些苗好了，有些还是很差。1974年，我们又干了一年，整个苗不一样了，原来的地里面小麦只打100多斤，现在能打200斤、300斤，产量翻番了。一拨一拨的人都跑来看张庄的麦子，群众开始相信科学了。1974年末，曲周县委打报告，说农大老师在曲周实验站的这套办法是可行的，按照这个方法，盐碱地的改造不要那么长的时间，要扩大实验区。

后来，到了“六五计划”的时候，国家科委、农业部在黄淮海地区一共有12个实验区，曲周实验区是佼佼者。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就让我担任专家组组长，那时我才是副教授。不是我有本事，是曲周实验站作出了成果。

到了“七五计划”的时候，黄淮海治理的大战役打起来了，我们农业大学是整个战役的主持单位。那个时候有四个部委，还有科学院、农科院，五个省的很多单位参与，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课题，让农业大学来管呢？可就是农大，为什么？因为曲周实验站。

曲周实验站的经验走向了黄淮海，从黄淮海做得很漂亮了以后，国家科委后来又在“七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又增加了三江平原、松嫩平原、黄土高原、北方旱区、南方红黄壤的中低产田改良区域治理。1988年，国家计委制订了一个重大的计划，1988年到2000年的12年“区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到20个省，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全国10大片。后来我们做了一次统计，从1988年划到2010年，整个治理区里粮食增产是全国的66%，就是说全国新增粮食的66%来自这一区域。所以，黄潍海地区在当年国家缺粮的情况下做出了大贡献。

所以在1993年我们申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很顺利通过了，我们有技术，有理论，更重要我们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二

从1973年到1993年，这20年就这么过来了，那么它的精神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责任。我们必须要对国家对、人民要有责任感；第二个奉献，要实现我们的责任，我们无私的、无畏的来奉献；再有一个，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体力蛮干的，靠科学的，有一篇报道说“用科学制服了老碱”，这是科学；最后，责任、奉献、科学干什么？为人民，就是为了人民，为了农民。责任、奉献、科学、为民，这就是曲周的精神。

曲周的精神，我讲一点和曲周的关系。我们和曲周的关系鱼水情深，“农大老师”这四个字已经成为曲周的一个专用名词了。我们在那的时候，队干部有什么问题说，走找农大老师去。后来发展到家里两口子吵架，不得要领，也找农大老师去；地里发生地老虎（一种害虫），走赶紧找农大老师去。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老师里面，要解决家矛盾，毛达如老师有办法；庄稼地里有什么问题了，林培赶紧去；如果工程上有问题，黄仁安就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招，但是有一张是一样，那就是我们和农民是心贴心的。

有一次到曲周去，那是1980年代后期。中午到了曲周，吃午饭。吃完饭结帐，服务员问，你们是农大老师吧？我们说是啊。他说，我们经理说不用结帐。为什么农大老师不用结帐？他说，农大的老师对曲周这么大的贡献，你们吃一顿饭算什么？

这是情啊，情谊！这个是钱不能说明问题的，所以那个时候和曲周的干部和群众在一起的，真的要说这个三天三夜说不完。所以我概括四个字“鱼水情深”。

我们在那工作，曲周县、乡、村，给我们极大的支持，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觉得我们当时在那工作，如果没有曲周广大农民，没有我们曲周的县委、乡委和村里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啊！所以我在“鱼水情深”后面又加了四个字，叫“感恩曲周”，不要以为我们农大对曲周有多大的贡献，我们的贡献是来自于曲周的农民。

我们经常说从曲周走出了两位校长，两位院士，20多位教授。这得益于曲周这片大地，得益于曲周人民和领导的支持，所以我说“感恩曲周”，没有曲周也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就想今天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中，回忆这段历史特别有意义。

我们党立党是为公的，执政是为民的，群众路线是我们根本的路线，我入党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老党员了，现在不断听到习总书记不断地提出这些精神，措施，做法，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感觉到我们党的优良的传统又回来了，高兴啊。

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最后说几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记得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他被贬到四川的时候，写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诗：“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已经被贬了，委屈不用说了，虽然我的位置已经卑微了，但是我不敢忘记忧国，忧国忧民这是一个爱国诗人最重要的情怀。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党员，我们今天的教师研究生，你们要有责任感，要忧国爱民。我们得奖是历史造成的，不在于奖的大小，而是你们有这个心意，有没有这份志气，我为民解忧，为国分忧。

当然SCI的文章，SCIENCE、NATURE都很重要，但是你要顶天你必须立地，因为不立地你就没有支撑点，你立天是虚的。我们今天农大要发展，发展的支撑点是传承，传承一些好的东西，没有传承你的发展是不好的，没有基础的。所以多做一点接地气的工作，多做一些能够为民解忧、为国解愁的事情，可以是一滴水、一粒沙子，但是都是我们第一个人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个人今天是这样，是我们的民族在养活着我们，就这块土地滋润着我们，有我们党和政府在那培养着我们，我们都有责任的！我认为现在责任感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需要的，你们最需要责任感加强，你今天是成人了，你要有为国家民族有责任。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在过去的传承过去的基础上，能够创造更大的辉煌！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