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春院士回忆与同事在曲周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三、四十年前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回忆一段农大往事。

　　一

　　这个故事，应当从中国地图上的黄淮海平原讲起。中国的地形图，很像一只雄鸡，黄淮海平原就是在雄鸡身前的一块绿色玉佩——这是中国第一大平原，32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8平方公里。这个平原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形平坦、土壤深厚，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农区。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就开始建设黄淮海平原。首先是灌溉，灌溉能使农作物产量提高。但后来就有一个现象：一年增产、二年平产、三年减产。但大家没有注意这个现象，加强灌溉。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又采取“平原水库”、“葡萄串”一块地对一块天的做法，一下子就把水利化发展下去了。可是，这个路线错了，结果就造成这个地方，大量发生土壤次生盐渍化，一下子两千多万亩农田，就像染瘟疫一样整个被盐碱吞没了。农田产量大减，农民生活困难，谈水色变、谈盐色变。这样一个情况，延续了十多年，没有办法根治。

　　那个时候，老百姓说省、地、县的水利局都挂有两面牌子，这边叫做“抗旱指挥部”；一到雨季，把这牌子翻过来就是“防涝指挥部”。那个时候农委也有一块牌子，叫“治碱指挥部”。要治理盐碱地。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治！那时也有一句话顺口溜：“张书记来挖，李书记来填，王书记来了不知道怎么办！”而在当时的学界，大家也是莫衷一是。

　　这样的情况延续，最受害的是农民。国家每年要向盐碱区调运50多万吨粮食，给农民发救济粮。在这个时候，科技界和政府机关在黄淮海平原建立了很多实验区，大家都在不同地角度探讨怎么治理，旱涝、盐碱怎么办。也正是这个背景下，我们学校的实验站——曲周试验区成立的。

　　早在1973年5月，我们老校长王观澜同志——当时他是国务院领导小组的成员，主管全国的农业工作——在邯郸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副校长沈其益教授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下，王观澜就跟沈其益说，你看邯郸地区盐碱地很严重，农大是不是派几个教师来看看？能不能帮他们搞一些改良的工作？沈其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石元春你们土化系，是不是来这个地方看看盐碱地的事？我说，行。第二天我就去了邯郸。到了邯郸以后，随后就去了曲周，听说那里盐碱最重。

　　去了曲周以后，我心里很震撼。此前我在新疆综合考察了三年，穿沙漠、过戈壁、翻天山，盐碱地上不知道走了多少地方。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中原大地上，在祖国腹地有这么严重的盐碱化。我没有想到这些地区的农民那么困苦、那么贫穷。我心里很难受。

　　回到邯郸时，我们一路一句话都没有说。沈其益问了我一句：石元春，你看得怎么样？我们搞土壤、特别是搞土壤改良的人，现在眼看着地球上这一块皮肤已经溃疡了，我们的农民在那儿受罪了，你说我在当时什么滋味？想得很多，话就少了。我就跟沈其益说，沈校长，我们该来了。

　　我回到学校以后，串联了辛德惠、林培、雷浣群、毛达如等几位老师，大家说，走，看看去！7月份大热天，我们就去了。他们几个人一看了以后，跟我的心情一样：我们都是搞土壤的，我们不去谁去？

　　我们去了以后，就住在招待所。夏天很热，晚上就在房子外面乘凉，碰到一位50多岁的老干部，他是在外地工作，回曲周来探亲的。聊起闲天了，他说你们从哪来的？我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你们来干吗？我们说治碱。他就很奇怪，治碱？我是曲周人，几百年就是那块碱地，要能够治早治好了，还用得着你们来吗？

　　这位老干部说，现在一拨一拨下放蹲点的干部，都说要治碱。来的时候都是虎，走的时候都是鼠——像耗子一样溜了。他说，谁来了也干不长。群众对到这的蹲点干部有意见，不敢明说，说一些风凉话：“唐修寺，宋修塔。共产党来了瞎挖达”——今天这个工作组来了，说该这么挖；下一波工作组来了，又那么挖。最后留下一个烂摊子，农民在那受罪。所以农民说，我们这儿就是不打粮食不养人。老干部还告诉我们说，农民宿命论很厉害，他们对治碱没有信心。

　　老干部把我们几个人说傻了。但那时候，我们几个40岁上下还是很锐气的，不管你说老虎、耗子，我不管那么多，咱们就来了，就这么着！

　　后来，我们决定进驻盐碱最重的地方——张庄。张庄当时是“四大碱”之一，不仅是在曲周闻名，整个邯郸地区都闻名，穷得丁零当啷的，盐碱极重。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就大量搜集资料，到水利部、到河北省水利、农业等厅局，到各实验点大量地搜集资料，忙了整整快两个月，就做搜集材料这一件工作。

　　我们这帮人1973年9月2日进驻张庄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天一到张庄，就迎来一个“下马威”：县委的破吉普车，鼓捣半天到了张庄。没进村车就停了，下车了（一看），整个张庄村就像一个水寨一样被水围住了。带领我们的当地干部说，十旱九涝，年年都这样。

　　来到大队部，屋里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张桌子，四个板凳。房子叫“三透房”，透风、透雨、透光。我们就在这儿待下了。房子透雨，稍微下些雨的话，我们晚上就得接雨，把被窝往这挪一挪、往那挪一挪，弄一个脸盆搁在那儿接雨；透光，晚上可以看外面的月光；因为盐碱地的墙，都是土坯房子，风一扫，砖与砖的缝就空了，外面刮多大的风里面刮多大的风。

　　这些，我们农业大学的老师，并不怕。我们就是来和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有点怕，就是喝他们的水。那水是黄色的，喝在嘴里是咸的。重要的是，这个水里面有硫酸镁。所以我们首先遇到一个问题：跑（拉）肚子，至少五天到一个礼拜，每天要往茅房里跑几次。五、七天以后，才慢慢适应。

　　我们随意聊天的时候，村支书就跟我们说，你们农大老师来的可不是个一般的地方。怎么不一般呢？他说，我们走十里地，看不到一颗树，“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听耧耙响，不见粮归仓”。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有女不向张庄行”，姑娘绝不嫁到张庄，张庄年轻妇女都愿意往外嫁，村子有一大批的光棍。村支书说，1943年这一带发了一次大水，将近50%的人都死了。他说，爷爷临死前想喝一口玉米糊糊，最后也没能找到。

　　当时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父老兄弟，我们能不能管吗？我们必须和他们一起，和旱涝盐碱做斗争，必须改变这个现状，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思考，也有了一套综合治理旱涝盐碱地的科学设想。旱是水少，涝是水多，盐碱是因为灌溉不当造成的，这就是“水盐逆行”失调了。这失调了以后，怎么办？旱的时候有水浇，涝的时候能够排走，地不让它盐碱，还要让它粮食增产。

　　这套系统怎么建立起来？我们在治理上“开中药”。我们有三组药——

　　第一组药是“舒筋活血”，把水盐运动调顺。靠什么？我们叫井、沟、渠，有井有沟有渠，还有田有林有建，农田工程系统。

　　这里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地下咸水。咸水在地下不动，我们就商量“向咸水开刀”。那时候农民对咸水是从来不动的，我们觉得一定得突破咸水，利用它来调动水盐的运动。所以我们建立了一套水运动系统。

　　第二组药，我们搞了一套监测、预报、和决策系统，指挥水盐运动，将它旱了有水、涝了能排、不盐碱、土壤变肥，作物产量提升，这套系统叫“监测、预报和管理指挥系统”。

　　还有第三组药是 “营养和强体、壮体”的一套系统，这就是我们农业措施了。要平地、要压碱，要施肥、要品种、要田间管理等等，这一套都上。

　　这三套系统，我算了算是19味“药”。我们当时有一个提法叫“重病要上猛药”。按照这些思路，我们定了四年治理期、四年巩固发展期。

　　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难题。1973年11月8日，我们农田工程设计都搞得很好了，也跟大队支部书记、队长汇报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冷了，而我们工程量又很大，如果地一冻整个工程就不能进行了。我们着急，可是大队支书老嘻嘻地跟我们笑着，社员们也不着急。老支书说，你们农大老师在这儿什么时候走？我马上说，你什么意思？你想轰我们？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什么时候走。以前的工作队一拨一拨到这儿来，短的三个月、长的是半年，你们能待多久？我说，治不好你的地，我们就不走了！这一下老支书高兴了。他说，我就等着你们这句话。今天晚上我们开大会，明天早上就上工！

　　第二天，村里老老少少推着车，拿着锹，带着筐上地了，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改土治碱的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的春天，有些地方开始出现转机——有些苗好了，但有些还是很差。1974年我们又干了一年，整个苗就不一样了，原来地里面小麦只打100多斤，现在能打200斤、300斤，产量翻番。一拨一拨的人都跑来看张庄的麦子，群众开始相信科学了。1974年末，曲周县委打报告，说农大老师在曲周实验站的这套办法是可行的。按照这个方法，盐碱地的改造不要那么长的时间，要扩大实验区。

　　后来到了“六五计划”的时候，国家科委、农业部在黄淮海地区一共有12个实验区，曲周实验区是佼佼者。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就让我担任专家组组长，那时我才是副教授。不是我有本事，是曲周实验站作出了成果。

　　到了“七五计划”的时候，黄淮海治理的大战役打起来了，我们农业大学是整个战役的主持单位。那个时候有四个部委，还有科学院、农科院，五个省的很多单位参与。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课题，让农业大学来管呢？因为曲周实验站。

　　曲周实验站的经验走向了黄淮海。在黄淮海做得很漂亮了以后，国家科委后来又在“七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增加了三江平原、松嫩平原、黄土高原、北方旱区、南方红黄壤的中低产田改良区域治理。1988年，国家计委制订了一个重大的计划，1988年到2000年的12年“区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到20个省，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全国10大片。后来我们做了一次统计，从1988年划到2010年，整个治理区里粮食增产是全国的66%——就是说，全国新增粮食的66%来自这一区域。所以，黄淮海地区在当年国家缺粮的情况下做出了大贡献。

　　所以在1993年我们申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很顺利通过了，我们有技术，有理论，更重要我们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二

　　从1973年到1993年，这20年就这么过来了，那么它的精神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责任。我们必须要对国家、对人民要有责任感；第二个奉献，要实现我们的责任，我们无私的、无畏的来奉献；再有一个，我们不是靠体力蛮干的，靠科学的，有一篇报道说“用科学制服了老碱”；责任、奉献、科学干什么？为民，就是为了人民，为了农民。责任、奉献、科学、为民，这就是曲周的精神。

　　我再讲一点（农大）和曲周的关系。我们和曲周的关系鱼水情深，“农大老师”这四个字已经成为曲周的一个专用名词了。我们在那的时候，队干部有什么问题就说，走，找农大老师去！后来发展到家里两口子吵架，不得要领，也找农大老师去；地里发生地老虎（一种害虫），走赶紧找农大老师去。

　　那时候在我们几个人老师里面，要解决家庭矛盾，毛达如老师有办法；庄稼地里有什么问题，林培赶紧去；如果工程上有问题，有黄仁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招。我们和农民是心贴心。

　　那是1980年代后期，有回到曲周去，已经是中午。吃完午饭结帐，服务员问，你们是农大老师吧？我们说，是啊。他说，我们经理说不用结帐。农大的老师对曲周这么大的贡献，你们吃一顿饭算什么？

　　这是情啊，情谊！这个不是钱能衡量的。那个时候和曲周的干部、群众在一起的，这样的事真要说，三天三夜说不完。所以我概括四个字“鱼水情深”。

　　我们在那工作，曲周县、乡、村，给我们极大的支持，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觉得当时在那工作，如果没有广大农民、没有曲周县委、乡委和村里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所以我在“鱼水情深”后面又加了四个字，叫“感恩曲周”。不要以为我们农大对曲周有多大的贡献，我们的贡献是来自于曲周的农民。我们经常说，从曲周走出了两位校长、两位院士和20多位教授。这得益于曲周这片大地，得益于曲周人民和领导的支持，所以我说“感恩曲周”，没有曲周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所以我就想，今天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回忆这段历史特别有意义。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群众路线是我们根本的路线。我入党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是老党员了，现在不断听到习总书记提出这些精神，措施，做法，我感觉到我们党的优良的传统又回来了，高兴！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被贬到四川的时候，写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诗：“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已经被贬了，委屈不用说了，虽然我的位置已经卑微了，但是我不敢忘记忧国。忧国忧民这是一个爱国诗人最重要的情怀。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党员，今天的教师、研究生，要有责任感，要忧国爱民。我们得奖是历史造成的，不在于奖的大小。重要的是你们有没有这个心意，有没有这份志气——我为民解忧、为国分忧！

　　当然，SCI文章，SCIENCE、NATURE都很重要。但是，你要顶天、必须立地，因为不立地你就没有支撑点。我们今天农大要发展，支撑点是传承，传承一些好的东西。所以，多做一点接地气的工作，多做一些为民解忧、为国解愁的事情，可以是一滴水、一粒沙子，但是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意。我们每个人到今天这样，是我们的民族养活着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滋润着我们，有我们党和政府培养着我们。我认为，现在责任感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需要的。

　　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在过去的传承过去的基础上，能够创造更大的辉煌！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