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校长“挂印”重返大学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张文军教授带领的课题组，今年参加了美国下一代电视标准的竞标，参与国际标准制订的竞争。这是他去年底卸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一职重归教授岗位后，一直潜心在做的研究。和张文军一样，清华大学康克军教授今年5月也“裸辞”了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一心一意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北京大学生科院前任院长饶毅教授从去年5月就开始寻找接任的合适人选，最终于今年9月辞去了院长职务……

　　“学而优则仕”，是高校中不少教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发展路径。学者一旦进入行政岗位，很少能够回流。但记者观察发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教授退出行政职务，回归纯粹的科研和教学。单单是本市一所985高校，今年以来就有至少3位担任院长或副院长的学者主动辞去行政职务，回归普通教授身份。

　　职务晋升不应该是唯一途径

　　“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经历了这么多年发展，应该可以进入到一个更有节奏、更理性发展的阶段。每个人无论选择行政岗位还是科研岗位，只要能被所在团队真正需要，都可以有自由的发展空间。”张文军教授说。

　　近年来高校对于科研越来越重视，这使得科研人员有了相对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这些走下行政岗位的学者来说，他们在从事一段时间行政管理后选择回归学术岗位，既是选择了自己的兴趣，也遵循了“让合适的人干最合适并且最喜欢的事情、使每个人最大化地发挥作用”的原则。   

　　张文军当年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就是因为学校希望他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当时我已经从事了比较长时间的科研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希望能够为我服务了那么长时间的学校多做点事情。”但越来越繁琐的行政事务，让他日益难以兼顾到最喜爱的科研工作。    

　　事实上，学者卸下行政职务后，都在学术和教学上投入了更多精力。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经多次说过，“为了学院的发展，就需要尽一切可能招聘好的人，包括院长。一个学术单位，不应该因为领导是武大郎而发展受限，科学家也不能留恋行政职务而以单位发展为代价。”他卸任后因为行政工作量减少，教学工作量有了很大的增加，这学期的第一周就有5堂课，每堂2小时——这是他当老师以来讲课最多的一周。饶毅还计划自己编教材、写书。 

　　类似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复旦大学物理系金晓峰教授辞去系主任后，一直潜心科研，享受自己的学术生活。而他的同行，另一所985大学年轻的物理系主任，现在也正在寻找接替他的合适人选。    

　　单向流动本来就是阶段性现象   

　　“过去，教授们学术做得好常常就要转到行政岗位，而且从学术到行政是单向流动，甚至行政职务的高低被看作是成功的唯一标志。这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现象。”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的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出现学者从行政岗位再回到科研、教学岗位现象——虽然还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很值得关注，毕竟大学就应该营造这样的氛围——学术岗位和行政岗位同样重要，这样大学才能回归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本来面目”。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研整体落后，需要一大批了解科研规律的人进入行政岗位。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呼吁“让了解科研工作规律并且具有科研经验的人参加行政管理”。但是，由于我国的科研资源分配权往往集中在行政权力机构，因此造成占有行政资源的人才能优先参与科研资源分配。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有不少人认为，占有一个行政岗位对于资源分配会更有发言权，对自己的科研也会更有利。甚至有人认为，只有行政岗位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饶毅今年9月卸任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院长主要是一个学术职务，不是做官。但从资源调度来说，这个职位确实可以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工资、一部分人的经费以及一定的发展空间，有一定权力，掌握权力时一定要公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和科研不分已经成为科学进步的一个障碍，不少学者因此纷纷呼吁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去行政化。3年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就带头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提出学术管理不应再受到行政的干预。这一举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大学应该是一个营造理想的地方，一所真正的好的大学，应该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切都应该与行政职务或者级别无关。”当时杨玉良教授这样解释。    

　　应有好的制度确保自由流动  

　　学者从科研岗位流向行政岗位后不再流回，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旦退出行政岗位，则失去了参与资源分配的资格。但在科研资金来源多渠道的背景下，不少科学家已经不再必须依赖来自体制内的研究支持。某高校一位辞去副院长职务的学者就告诉记者，他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已经得到了社会认可，每年都可以从企业获得数千万元的资助。  

　　其实，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家行政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科学》杂志曾经刊文称，科学家身上的行政负担急剧增加，正在制约着他们做好重要科学研究的能力。研究人员本应用于研究的时间中，高达42%花在了行政事务上。  

　　“研究一下这些辞去行政职务的学者，就会发现一个规律——都是在比较年轻时就在科研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后走上行政岗位。干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或者对科研更有兴趣，才重新回归科研岗位。”在某高校一位副校长看来，大学应该建立起更完善的制度，使学者在行政岗位和科研岗位之间自由流动、行政和学术能够有更清晰的界限，进而推动整个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一位从事高教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人们现在一直在呼吁高校去行政化，并非要求行政管理与教育、科研管理截然分开，而是希望科研人员担任行政职务后，必须区分行政和科研的工作职责，尤其应该有制度确保科研人员即使不参与行政管理，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

　　曾经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张新夷教授现在是复旦大学物理实验中心负责人，他说：“科研人员担任领导职务有自身的优势，他们在制订政策时更能够考虑到科研的规律。但应该有更明确的规定，使科研人员在承担领导岗位时，不能因为其本身所拥有的行政权，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创造便利，否则就会影响学术平等，也容易造成科研领域的‘腐败’，甚至使科研人员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不得不参与行政岗位竞争。”他认为，现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环境比过去有所好转，但要形成更好的体制机制环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