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年会]十八年写成的一份答卷—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谈利用传统农艺防治病虫害(图文)

王维 摄影

在云南农业大学流传着这样一个玩笑的说法：云南农大有两“猪(朱)”，一个是著名的云南小型香猪，另一个是使国内外植物病理学家震惊的云南农业大学首席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稻米年科技研究一等奖”获得者——朱有勇。

这位“务农”的教授用18年的时间与水稻的稻瘟病打交道。 水稻是人类的“功臣”，它供养了世界二分之一的人口。长期以来，为了满足人类对粮食的需求，世界各国的水稻生产不得不追求高产再高产的目标。对于中国南方地区来说，它还包含了一种文化底蕴，代表着一种民族传统。云南的“过桥米线”、“糍粑”，四川的“五粮液”等老牌产品的制作都依赖与稻米的种植。但是长期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和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破坏了稻区的生态环境，作物病害流行周期越来越短。在云南，由真菌引发的稻瘟病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朱有勇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那段时光是他“务农”以来感到最苦闷、最压抑的日子。

“1982年，我学士学位考试的时候有这样一道考题：追溯历史，人类依赖化学农药时间不足百年。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中，中国农民到底是利用什么来控制病虫害的？”朱有勇讲述他踏上稻瘟病防止研究道路的历程：“当时我心中没有答案。于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用了18年的时间，1000多组实验，成百上千的试验数据，终于回答了当年的那个考题――水稻品种多样性是控制病害的基本要素。”

“‘种’字在农业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指‘品种’，优良的作物品种决定了它收成的好坏。另一方面它是指‘耕种’，在有‘良种’的前提下，对‘耕种’技术的研究改良是丰收的关键要素。”

朱有勇的课题小组通过田间考察、小区试验、大面积实验、多年多点实验等十八研究，最终确定通过具有品种差异的作物之间的间作能够大大降低稻瘟病的发病几率。朱有勇分析其作用机理，即通过间作将分子水平上的基因多样性体现在农田里。一方面使群体结构、排列株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得到改善，使湿度、持露面积、通风透光效应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品种构成比例多样性及其丰度提升，能够达到喜事病菌和阻隔病菌群体的多样性。

根据朱有勇课题小组在分子水平上的分析以及田间试验经验，水稻遗传多样性控制稻瘟病技术有一定标准：品种搭配的RGA遗传差异大于25%，品重搭配株高差异在20-30cm，品种搭配的生育期差异小于10天，品种搭配群体比例为11-15:1，品种种植行比为4-6行：1行。

满足这种科学配比的种植，最终在使稻瘟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都得到大幅控制。

朱有勇的这种以中国传统农艺为基础、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间作方法效果显著，能够减少农药使用量56-62%，100%抗倒伏，大幅增加净产量收入。更重要得它保护了地方品种起源，到2004年为止，农户已经大面积虎伏使用地方品种179个，其中小麦17个，马铃薯9个。外国专家曾多次组织小队到云南考察，对这种无公害的生态农业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据悉，该技术原理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有了合理外延。现阶段实现了小麦、蚕豆，玉米、魔芋的间种，已申请了4项专利，并以推广了1200余万亩。

朱有勇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传统农艺中包含了许多道理，这些耕作方法分子水平上分析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利用生物多样性平衡病虫危害、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传统农业理念种包含的重要内容。

我国著名的植物学病理学家娄成后老先生一直强调传统农艺的重要性，“农民是衣食父母，经验来自于农民。农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规律的研究使之合理化，并进一步应用到农事生产中去，保证在消耗最小、破坏最少的情况下获得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