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话”第三回] 索薪斗争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高校曾爆发了大规模的索薪斗争。由于连年内战，用于教育的经费极少，北洋政府竟养不起几所“国立”的大学。各校经济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教育已发岌可危。学校得不到应有的经费，教师得不到应发的薪金；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教潮、学潮，展开了—次又—次的索薪斗争。教职工罢工，学生罢课，校长辞职，甚至学校关门，伙房停开，闹得全市、全国不得安宁。

1920年起，北洋政府开始拖欠教员的薪金，到年底已有4个月不发分文，由此酿成大规模的长期的索薪斗争。

1921年组成了“北京各校教联会”，马叙伦为首任主席(李大钊、农大教师尹炎武都先后任过主席)，同时组成校长团，进行索薪斗争。

1921—1922年，教联会、校长团以及学生会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索薪斗争活动，多次到国务院、教育部请愿，发生了多次重大的不愉快事件，甚至发生流血冲突。1921年的“六三事件”，国立八校校长到新华门国务院请愿，求见大总统黎元洪，不但被拒见，还遭卫兵殴打。马叙伦、李大钊等代表受伤；马住医院，此事震惊中外。1922年端午节，八校校长(农大校长为吴宗(木式)与教联会代表百余人带着行李到部机关坐索欠薪；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某施展高压，军警野蛮打伤代表……

屡发种种严重事件，矛盾日益激化，斗争也愈益尖锐，但薪水还是不发，激发了八校校长联名递呈辞职，一年里五上辞呈。

欠薪与欠经费的局面拖了几年之久。1923年底已有10个月经费不发分文，1924年底积欠又增至12个月之多。到了1926年底欠帐多达1年5个月之久，当年各校每月只能领到应发经费的—二成，最多也不过四、五成。这种窘境直到北洋政府垮台，方现转机。

在北京各校中，农大困难尤甚。1921-1927年，校长走马灯似的更迭，七年里换了十次校长，时任校长最感头痛的事是经费拮据。农大在困境中挣扎，师生员工枵腹度日，曾几度停课乃至关门。1923年，农大校门口的小饭馆—向为师生备餐，曾因救职员、学生久欠饭费，不得不发出最后通碟：“凡就餐者，三日内若不交欠款，将不再供宜膳食。”阅览室因没钱买灯油，晚间只好关闭。农大所处尴尬境地可见—斑。

枵腹度日只能—时，日久谁也受不了，有些教师无奈地离开农大，另谋生路。梁希教授等都曾作为教师代表到处奔走呼号，到国务院请愿索薪，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忍痛离开北京。1911年，孙中山、陈独秀等也都为挽救北京高校而努力，孙中山给北京教师联合会电报，吁请教师自无力维持时“相率南下”，以维生计。

枵腹度日的年月是北京高等教育史上黯淡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