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会重新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吗？
城乡二元、城乡流动、城乡融合，百年巨变中，曾经的田园牧歌，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被淹没无踪，曾经的精神家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抛在身后。乡村，这个凝聚着中国千万年农耕文明的载体，一度成为闭塞、落后的代名词。
随着全面脱贫的收官、乡村振兴的推进，曾经落后的乡村，踏上了追赶现代化的快车道，乡村的产业、人才、组织、生态、文化正在不断被重建，人们尘封心底的乡土情怀，也再一次被唤醒。乡村旅游日渐兴旺，但未来的乡村，究竟怎样发展，才会重新成为现代中国人漂泊人生中，最终的精神家园？
北京门头沟清水镇八亩堰村，修整后的小山村整洁干净。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网红背后 是渐渐消失的故乡
近期，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引发的关注热潮仍未退去，只是舆论变得更加复杂，从赞扬到质疑、反思、追问。
短视频中，“二舅”的人生平淡却又曲折，和千千万万村庄中的老人一样，用一生的故事，映照了一个乡土中国从繁荣到崩解的全过程。
延续数千年的农耕生产模式，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情感与意识。日前出版的《文化蓝皮书：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副主编之一、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土地带给人们安全感，这种情感塑造了安土重迁的强烈意识。血缘与邻里关系，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的基本生态。教化模式、农业历法、风俗礼仪等，通过不断重复，实现了对一代代人的心灵复制，最终形成了一个乡土中国的文明范式，故乡、故土、村庄等，成为人们共有的情感归宿和精神家园。”
然而，现代化改变了村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由此产生的文化，也随之改变、消解。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快速城镇化使得大量人口流出乡村，现代农业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文化蓝皮书：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副主编之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单继刚说：“在今天，不同经历的人，对乡村的想象和定义已然完全不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依然把乡村作为精神家园，或者作为灵魂的栖息地。”
关于“二舅”的短视频，从赞扬到质疑和反思，或许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尤其是那个在数十年间经历了剧烈变化的乡村，是否真能还是人们理想中的故乡？
乡土之变 知识分子的百年重建
当现代化汹涌而来，传统的乡土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巨变中何去何从？
在百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尝试应对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冲击。192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启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始乡村建设实验。1936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开启了乡村调查。数据显示，到1935年，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11省已有600多个组织或机构，开辟了1000多个实验区，无数的参与者，在乡土中国初次直面现代化的时代，思考、探索着乡土中国的命运，试图通过改良乡村，使乡村实现现代化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经历30年城乡二元中国的历程，土地关系发生巨大变革，传统的家庭、社会结构变迁，公共教育、文化发展等，使得传统乡土中诞生的精神和意义世界，逐渐隐退。
而此后40年，改革开放、城镇化，使得传统乡土文化发生了“不可逆的巨变”，《蓝皮书》提到，“建筑是凝固的记忆，人群是流动的记忆，当村落的空间载体和人口载体变化，传统的乡村文明逐渐失去了栖身场所。”
2012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过去40年城乡流动，城乡两栖的中国，开始踏上城乡融合的进程。与此同时，大批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进入乡村，进行新的乡建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百年前的主流声音是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批判，而今天的主流声音则是对批判的批判。现代人怀念传统乡土的家庭构成、血缘亲属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等，恰是百年前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予以批判的。”《蓝皮书》提到，“这种历史视域冲突，或许是真正理解和深入百年乡土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角度。”
青田范式 艺术乡建的漫长探索
2015年12月，艺术家渠岩第一次踏入广东顺德青田村，随后，他在这里开启了一场艺术乡建的实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山西的一个村庄实验了8年。
青田村是一个普通的岭南古村落，也是典型的南方水乡，建村400多年，古朴的村庄坐落在密布的水网之中，小桥、流水、古木、宗祠、书院、民居，宛若百年之前。但同时，河水污染、环境脏乱、空心化、乡村礼俗被破坏……这是渠岩最初看到的青田村，“这个村子，保留了完整的村落物质形态，延续了鲜活的生活现场，也遭遇了现代化和社会改造的冲击，面临着凋敝的危机。”
数年中，渠岩和他的团队，在青田村创造了一个艺术建设乡村的“青田范式”，包括环境改善、修复古风、旧房活化等……渠岩还在青田村创办了学术论坛、村民文化交流等文化活动，恢复传统的桑基鱼塘等生态模式，帮助村民重新觉醒为文化建设的主体。
与此同时，更多的艺术家们，不断地投入到乡村建设之中。在甘肃天水的石节子村，艺术家靳勒，把村里的是13户村民院落变成了13个美术馆。在安徽黄山脚下，艺术家从一场“庆丰年”活动开始，开启了乡村文创的长期试验……
渠岩在《蓝皮书》中写道，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不但可以挖掘村庄的历史脉络，还可以有效提升本地的文化价值，恢复乡村中原本的共同体精神。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恢复乡村的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恢复家序礼教和文明礼仪，并与时代衔接，构建完美的乡村社会。”
黄河岸边 老子故里的铸魂之旅
2012年，出生于小秦岭山脚下罗家村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回到村里，打算进行一场“文化先行”的乡村综合实验，一个低成本的、只要“爱故乡”就可以复制的实验。
罗家村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西侧，这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至今流传着老子过函谷著《道德经》的故事。罗家村包含三个自然村，自然环境好，且位于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大型遗址群的范围内。“我还记得小时候，上高中的兄长把《道德经》《山海经》等老书天天拿在身边看，等到回望的时候，村里年轻人早不读这些书了。”
何慧丽请来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师生及诸多当代乡建界知名人士，协助罗家村建起了一个党支部主导的综合性合作社，还在罗家村建立了豫西第一家乡村书院“弘农书院”。
在《蓝皮书》中，何慧丽介绍，他们在乡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探索，耕读实践教育、乡土文化教育、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培育、人才培养教育。
十多年的乡村建设，罗家村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年轻人和长辈的关系被重新梳理，生态种植的种植户越来越多，而琅琅书声，再一次传遍村庄的每个角落。
“乡村是经济体，也是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让人放松、让人感到舒服，让人觉得活着真好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体系，应是孝亲为根、生态为本、合作为纲、文化为魂。”何慧丽说。
城乡融合 扎根城镇化的乡村振兴
“破除二元结构之后，新时代所追求的前景，不应是消灭乡村式的城市一元社会，而应该是城乡互构的城乡社会。”《蓝皮书》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说。
五年前，卢晖临和一群乡村建设者们，在安徽西南部的一个古村落——万涧村开始乡村建设实验，在更早之前，他也一直在乡村进行调查和研究。
“在发展的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城乡关系。”卢晖临说，“要么以消灭乡村为代价，步入一元社会，要么陷入城乡二元结构的泥潭。”
卢晖临曾长期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调研，他发现，乡村的现代化，并不一定要以“摧毁乡村传统要素、荡平过去群体状态”为代价，“以浏阳为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当地还有乡镇企业，但并不像南方那么发达，九十年代中期后，和其他地方的乡镇企业一样走向衰落。此后数十年中，以当地花炮为代表的乡村特色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当地农民就地就业提供了支撑，农村人口在县城、乡镇或村庄定居，离土不离乡，形成了梯度的基层城镇化。”
得益于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当地早已实现了路电水网全覆盖，逐渐具备和城市接近的现代生活条件，“这意味着，在现代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过上现代生活，不一定非要进入城市，在乡村中也同样可能。”卢晖临说，“进入城镇生活，也不意味着和乡村的传统决裂，我们就看到许多村庄重修了祠堂、自愿筹建公共设施，村庄共同体仍旧发挥着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基层城镇化，实现了一种‘扎根的城镇化’，和西方城市化中‘拔根的城市化’迥然不同。”
重塑家园 多元主体的县域重建
150多年前，中国刚刚开始接触现代化的时候，美国作家梭罗，就开始反思工业与城市对人的异化，继而退出城市，隐居田园，用四年时间写成反思现代性的著作《瓦尔登湖》，在自然环境和农耕生活中寻找失去的本真。
150多年后，“二舅”视频走红网络，引发了人们对故乡的怀念，同时也让人们反思，我们想象中的故乡，真的是这样的吗？“二舅”的故事，真的能拯救城市人的精神吗？
在网络上抒发情怀的人们，或许并没有注意到，在乡村振兴的途中，一种新的、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也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城乡关系，正在逐渐显出轮廓，这种新的关系，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文化，也衔接着现代社会的观念和技术。
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人从乡村走向城市，但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凋敝也不可逆转，“城乡融合的过程中，乡村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乡村生活的主体——农民，是否还只是原本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显然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居住在乡村的，一定是多元主体，包括第一产业的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方式也不是传统的，而是包含机械化甚至智能化设备的新生产方式，还有返乡的创业者、下乡的投资者、乡村建设者，甚至在城市工作在乡村居住的人……”李河说，“新的乡村文明，不仅是现代性的，同时也显示出特有的地方性。”
百年变迁，经历了乡土中国到城乡二元中国，再到城乡两栖，如今进入城乡融合的时代，未来的城乡关系将是怎样的？“城乡融合的未来，既不是恢复成现代的乡村，也不是让城乡毫无差异，而是让城市和乡村互为‘异度空间’，互为‘异类生活模式’，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做出选择。而未来的乡村，则兼具现代性和乡村性，这种乡村性，既可以满足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也可以满足被城市病困扰的人们，对精神世界中‘家园感’的渴求。”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