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建立我国大援外体系，改变碎片化格局
文章来源：凤凰网国际智库
在过去60多年里，中国对外援助为新中国“站起来”和改革开放以来“富起来”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推动其由单纯强调“援助”向强调更广意义上的“发展”方向转变。但是，目前，我国对外援助无论是其战略性定位，还是机构设置，以及具体实践等层面，都与当前形势极不适应：当前，我国正走进世界中心，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倡议，与此同时，我国在新时期也需要适宜成长的新的国际环境，这些都要求对现行的对外援助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为此我们提出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特色对外援助体系的五点建议。
第一，从战略布局上看，提升对外援助在国家国际战略部署中的战略地位。这就要求在国家整体战略的统筹协调下，我国可将对外援助与战略外交有机衔接，与商业性对外经济工作适当剥离，通过对外援助强化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义”的形象，通过建立强大的国际道义形象平衡西方操控的国际舆论，有效地促进我国在国际上“利”的空间拓展，形成以“义”促“利”、“义利相兼”的对外新格局。同时建议启动援外立法工作。
第二，从任务导向上看，把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作为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任务。建议我国基于与联合国的合作机制，围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依托我国成功的农业发展经验和已经在非洲建立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以及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的经验，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发起“非洲粮食安全10年计划”，与比尔ㆍ盖茨梅琳达基金会和联合国共同发起基于中国农村卫生发展经验的“全球卫生与儿童营养计划”，基于我国能源替代的发展经验，与联合国等机构合作发起”全球绿色能源计划“，与世界银行等共同发起“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工业化计划”等。通过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投资和商业化提供先导支持。
第三，从机构体系上看，改变对外援助碎片化格局，构建围绕发展援助的大援外体系。建议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重要精神，设立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考虑到对外援助名称过于单一，建议定名为“中国国际发展援助（局，署或部），将对外援助列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其次，应将分散在不同部门涉及到对外援助的工作统一归口负责，形成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设备技术援助、财政援助和经济援助为一体，综合针对多边机构和双边机构，以及非政府机构的大援助体系，整合农业、卫生、教育等部门所涉的对外援助工作，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援外体系。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对外援助在国际上践行“义”的战略工具的独特作用，建议将以“利”为主的经济合作内容从对外援助中剥离或不建议将任何纯商业性的发展金融并入到新的对外援助体系中，从而确保对外援助作为特有的国家战略工具发挥其作用。
第四，从渠道方式上看，改变对外援助相对单一的局面，打造针对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国别政府和民间等多主体、多维度的多元化援助格局。建议加大对于国际多边机构、国际民间组织，以及受援国民间组织的援助力度，尤其是加大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支持对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加大支持中国的民间组织“走出去”，打造中国特色的民间援助新模式，积极配合官方援助，形成一致对外、统一协调的大援外格局。建议设立专门支持国际民间组织、发展中国家民间组织和中国国内民间组织的专项基金。
第五，从国际合作上看，利用现在已有的各种有力机制，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建议利用现在已有的空间推动一些带有战略性的三边合作，一则可以做到利益捆绑，达到反牵制的作用，另外可以在实践中掌握西方发展援助的规律，吸取他们好的经验和教训。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会是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机构，类似国际贸易中的WTO，这个机构垄断国际上有关对外援助的话语，并制定全球规则。建议中国向该机构派驻联络员，不断探索影响该机构的机制，探索利用这个机构参与规则制定的机制。同时，需要利用G20、上海合作组织、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具有发言权的机制，导入发展援助的内容，推动逐步发育“以我为主”的国际发展援助治理结构。
建议者：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副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齐顾波，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唐丽霞，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陆继霞，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武晋，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张传红，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