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8月23日，“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与实践”论坛以线上形式举行。论坛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为本论坛提供了支持。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徐秀丽主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妇女研究论丛》主编杜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妇女研究的意义有机结合起来，肯定了此次论坛在塑造中国话语方面的推动作用。杜洁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种内涵，面向国内，现代化道路以应对风险挑战，促进民族复兴为要；面向国际，中国式现代化被赋予国际化的内涵，包括中国的国际合作、助力全球发展的诸多举措。面对全新的战略挑战，中国要在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取理论，创造属于中国的性别与发展话语，本次论坛便是一次呼吁创新的起点。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认为，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性别视角下的国际发展合作要关注两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对性别关系本身所蕴含的意义的挖掘。首先，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因为文明不仅是那些宏大的政治叙事，文明归根结底应该是一种社会日常关系的累积和沉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华文明中所包含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日常关系如何与希腊基督教文明为主所形成的自由主义和其他方面的性别关系之间进行互动，并由此产生的对话非常重要。其次，在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我们自身的社会关系体系和我们现在讲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对话其实也蕴含着中西文明互鉴的成分，社会性别关系更多的还是来源于西方文明的一个概念，尤其是西方进入到现代性以后所形成的自由平等、男女平等的关系，这个对话对于我们形成自己的性别与国际发展理论和政策实践也很有意义。第二个维度是中国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理论所形成的男女平等实践经验对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意义。中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性别平等实践，包括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革命倡导、国家治理中的权力分享等的性别平等经验，在关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时，也需要重视。最后，李小云特别强调了他所提出的新世界主义的理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明体系。脱离性别关系来审视并推动新的世界文明体系，脱离性别关系来审视国际发展，这些领域都是不完整的。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鲍静以“大变局与社会性别”为主题为会议做了主旨发言。鲍静从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数字革命与治理、治理与社会性别三方面展现了国家社会变迁与性别话语实践的演变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她首先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切入，展开了跨越历史、学科、与性别相关的宏大叙事。她表示，世界是动态、多元的，目前人类处在自然世界、文明世界和数字世界三种世界中，这样变化的世界塑造了人类，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包括对性别的认识也必然随之改变。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强调了人类的社会存在属性，社会性别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实践，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指向性。其一，从历史角度看，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以孝治国，抑或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所提倡的平等，性别平等始终得到人们的关注。大生产分工引致的职业化、信息化促进人类现代化，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主流化得到人们关注。其二，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社会性别理论并非局限于男性或女性，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社会，性别主流化对于男性和女性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性别主流化的理念使得曾经沉没在人类视野中的问题逐渐社会化、法律化，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在数字革命引发全球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数字与社会性别发生深度融合，新的性别治理模式、数字文明中性别伦理考量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索。
解决性别问题离不开国际合作
论坛第一场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张传红副教授为主持。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艳霞对三位发言人的发言内容和议题做了评议。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部主任孔涛以《纳入性别视角的发展合作：女性赋权在中国国际政策中的实践》为题作主题汇报。她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回顾中国与女性赋权相关的国际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评估。她指出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在千禧年之前、2000至2013年间、2013年至今的三个阶段呈现出关注度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在国家正式文件当中的体现还较为有限。因此她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开展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和相关国际组织深刻、密切且全面的合作；第二，在发展合作领域需要特别纳入直指女性性别的、有性别敏感性的具体解决方案；第三，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不断推进多边合作、关切妇女赋权 ；第四，强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效增进沿线国家女性福祉，将其作为一个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包括经济、扶贫、反家暴等方面。
北京市朝阳区康众卫生教育服务中心特约研究员蔡一平以全球南方视角的性别与发展：反思与启示为题进行汇报。她将汇报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第三世界妇女学者从性别视角对发展知识、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主要包括对赋权概念的反思、对援助附加条件的批判、对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本质的揭露以及对第三世界妇女运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忧虑；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这些批判和分析对当前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启示。她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和范式的转换，要用“全球中国”（Global China）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性别研究的关注，重视性别议题对我们理解发展权、重新描述发展权方面的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土居健市以日本基础设施援助融资中的性别平等政策与实践为题作主题演讲。他主要介绍了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性别平等政策及其合作方针、性别平等债券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聚焦于基础设施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在结尾部分，他通过总结日本经验为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发展提供参考，他指出，首先日本政府重视并制定目标框架，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制定具体计划并实施；其次JICA制定针对发展合作各领域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指南手册，提高可操作性；第三，JICA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因素，在基建项目中推动社会性别发展；第四，JICA通过发债的方式，从资本市场收集支持社会性别发展的财政资源。
评议人在肯定三位学者研究当中的研究视角、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案的同时分别为每位学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并就如何就提升会议议题领域的影响力提出了建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表示，中国发展合作领域发展至今建立了许多有意义的原则机制，然而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等方面纳入其中进行考量，这就要求我们从原来的利益逻辑转向价值观逻辑。她表示，需要更加关注将性别议题加入到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具体项目实践当中。她提议随着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我们要形成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的发展经验与性别议题进行思考讨论。同时应集合官产学研各方面力量，形成讨论氛围，把这些相关的基础知识、理念、经验作用于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艳霞认为，国际发展合作与性别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双促进”关系，因此推动性别平等可以作为中国促进国际发展、国际合作，乃至参加全球治理的路径之一；我国在性别平等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经验的积累独特而丰富，所以不管是理论的提升深化，还是实践的提炼总结，乃至向世界的推广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女性赋权可促进国家政治发展
论坛第二场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李杭蔚主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林海森报告的题目是《性别干预项目与妇女赋权——来自meta分析的证据》，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讨论性别干预项目对妇女赋权的有效性。在主体性和能动性理论的基础上他构建了妇女赋权的四维指标——自信（confidence）、做决定（doing decision）、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和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并通过检索web of Science和Science Direct等英文数据库构建了文章的分析样本。研究发现，性别干预项目在个体层面发挥了影响，显著提高了妇女自信水平，但在其他维度上并未发现显著影响。他从交叉性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一结果，认为妇女所处的制度环境可能会削弱性别干预项目的有效性，同时项目的短期性与妇女赋权目标的长期性之间的张力也是性别干预项目有效性不足的一个潜在原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超报告的题目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政治赋权能促进减贫吗？——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思考女性政治赋权对推进国家减贫进程、纾解贫困的重要意义。利用1993年至2018年全球159个国家的跨国平衡面板数据，就国家层面上的女性政治赋权对减贫影响机制进行宏观计量检验。研究发现：国家对于女性的政治赋权在总体上对一国的贫困纾解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结论在运用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等之后依然显著。女性政治赋权的减贫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更为显著。提高国家清廉水平、促进女性经济赋权和加大政府教育投入是国家对女性政治赋权达致减贫的重要原因。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沈晨思以《新型南南合作背景下的性别与城市化研究框架——基于西尔维亚·尚特性别—城市交互体系的探析》为题，系统性地介绍了英国著名性别发展地理学家西尔维亚·尚特聚焦于全球南方城市化与性别平等问题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实践。该研究指出WID方法的盲点，即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性别平等，将妇女作为发展工具会强化女性“无私”的刻板印象，并限制其发展潜力。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黄振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许亮对本场汇报进行点评。两位评议人表示，妇女赋权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理论对话还是量化研究，需要思考该问题下不同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和关系。此外，评议人建议，在汇报语言上，应力求理清概念，丰富解释性和分析性的语言、尝试性的解释以及实质性的讨论，由此进一步提炼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从家庭和社会因素中探索性别平等问题
第三场由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主任杨玉静主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罗峰关注社会中的亲密关系变迁并以发达国家输入且定居中国的跨国婚姻研究为例进行阐释。他表示，日趋增长的世界流动性构成了各国居民跨越“场域”去缔结跨国婚姻的基础，而在婚姻实践之中，充满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习惯碰撞。借鉴布迪厄的“实践感”理论，他认为跨国婚姻中的夫妻及其家庭以爱情为前提的资本赋权，资本更大的价值体现为婚姻家庭亲密关系的维系与和谐氛围的建构，而非家庭内部关系的压迫与不对等。跨国婚姻可能更能体现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家庭婚姻亲密关系的预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黄河水的发言题目是《何种发展路径更能促进性别平等——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政治、经济、法律、国际援助等各方因素对性别平等的作用。通过54个受援国的案例分析，她认为，单一变量无法构成影响性别平等的必要条件。从变量组合的方式来看，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经济发展型路径、经济援助型路径和综合发展型路径三种路径，同时卫生资源分配和经济要素是重要组成条件，经济因素在推动欠发达国家性别平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王瑞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探讨了经合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组织）对性别平等议程的主导作用。他认为，自1975年起DAC组织就意识到妇女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历了觉醒、迅速发展、领导阶段、议程调整和再次领导五个阶段，DAC组织通过召开非正式特别会议的方式将性别议程纳入其工作框架，并推动了性别平等纳入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当中。他表示，双轨制战略是DAC组织在性别议题上创新的重要方式，DAC组织的双轨制战略既强调硬性性别平等指标，也关注合作伙伴对性别平等的软性主导过程，这为当前同样处于合作机制松散的南南合作提供了启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英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齐顾波对本场汇报进行点评。两位评议人充分肯定了三位作者研究的创新性。评议人强调研究对象的选取、分类和界定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研究对象的相互比较是丰富研究内容可读性和思想性的有效方式。同时，评议人指出，研究标题与研究内容的适配性、研究概念的准确性是文章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
重视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女性问题
第四场讲座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郦莉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蔡珂分享了《非洲媒体对性别与经济议题的再现分析》。蔡珂通过分析非洲媒体All Africa网站2015年至2019年间对非洲性别与经济议题的报道，将新闻主题概括为赋权与减贫、职业隔离、金融政策与贸易等六类，指出“赋权”框架、“赋能”框架和“女性参与”框架成为报道的主流框架，报道强调女性赋权的重要性及女性参与的积极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学院研究生刘双希分享了《性别视角下的南南合作中的发展援助——机遇、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回溯了发展援助的范式变迁，梳理了传统南北援助模式的不足，概述了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援助的新特征，分析了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权益保护、赋权带来的新机遇及潜在挑战，为发挥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性别平等的重要作用提出建议。
Avoice海外华人女性保护项目成员庞海尘分享了《非政府组织项目的国际反家暴救助与推动性别平等实践经验浅析》，介绍了以增强海外华人女性在家暴伤害中复原力为目标的Avoice，通过提供个案救助与推动性别平等环境建设为海外华人女性带来实质性帮助。作为一个进入稳定实施阶段的国际公益项目，Avoice旨在总结成功经验，梳理现存不足，以期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实现“走出去”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陆继霞认为蔡珂的研究相对全面地揭示了非洲各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建议研究者可注重历史视角、问题意识和非洲国家内部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刘双希的研究可补充传统援助和新南南合作下援助的性别平等内涵，突出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独特性别视角。陆继霞认可了Acoice项目的突出作用，并建议后续可在项目工作基础上，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类，将家庭进行分类等开展深入的比较分析。
国际发展与性别平等独立专家、原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官员李硕充分肯定了三位汇报人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蔡珂从传播学视角分析非洲媒体呈现性别问题的特点，选题精准；刘双希的研究在站稳中国立场的基础上，避免了忽视西方经验，展现中国特色；庞海尘的工作具备重大意义，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如何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