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美丽大理 来一场“智慧之约”——二○二二乡愁中国·大理论坛的专家学者共话乡愁 共商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
□ 本报记者 张婧怡 褚雪琴
一缕乡愁跨越千山万水，一方乡土留住深深眷恋。8月24日，2022乡愁中国·大理论坛在大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各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们相聚在美丽的苍山之麓、洱海之滨，共同进行学术交流，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主题，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乡村治理实践”“留住乡愁与文明协调发展”“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文明新形态”3个方面开展理论研讨。
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们立足自身专业领域，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作演讲发言，就各自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学术交流。
乡愁的文明价值及应对策略
周平（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乡愁是一种存在于乡村且积淀深厚的文化。与情绪乡愁不同，在乡土文化视角下的乡愁是一种处于农村生活场景中的文化，是活的、流动着的、合着生活节拍的地域文化，其现实表现是各具特色、千姿百态的。
不论是作为乡土文化中的乡愁还是文明样式中的乡愁，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乡村发展中，作为文化形态的乡愁是乡村文明之魂；在现今的乡村振兴中，乡愁是连结城乡的文化纽带、情感纽带，是一种重要而稀缺的文化资源、文明资源；在着力打造的现代乡村文明中，没有乡愁的伴随和支持，现代乡村文明也无法建成。因此，在乡村振兴中，要重视乡愁的作用并积极对其进行发掘、重塑和利用。
一是要保护和传承乡愁。要对乡愁进行肯定性保护，即在充分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对乡愁进行有目标、有计划的保护，避免乡愁被现代化侵蚀和破坏。同时，要采取多种方式来促进乡愁的社会性传播，并对乡愁进行批判性继承。二是要开发和利用乡愁。要充分认识乡愁的文化价值和文明价值，将乡愁作为宝贵而稀缺的资源来对待。要对乡愁进行科学开发，包括对零散和生活化存在的乡愁资源，进行挖掘、整理、提炼、留存，同时还要对乡愁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三是要重塑和发展乡愁。既要充分肯定乡愁的文化和文明价值，也要看到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或组成部分，其适应性是有限度的，不能任意夸大。同时，要创新乡愁的内容并对乡愁进行主动塑造，要把传统的乡土文化与现代乡村文明的要求结合起来，主动去概括、总结和提炼现代乡愁的核心内容。
乡愁何能不愁：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新形态
姜晓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厚植党长期执政的根基，牢固国家长治久安基础，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的宗旨目标。在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一是探索党建引领乡村发展治理双向互动；二是创新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三是推进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的“行动计划”（例如，多样化乡村业态发展行动计划、全域型的乡村场景营造行动计划、人本化的乡村公共服务能力行动计划、高效能的乡村公共治理行动计划等）。
构建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新形态，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乡村美好生活服务体系，要注重“人的感受”“人的需求”“人的发展”；二是坚持“三共融三治”的乡村基层治理原则（共建、共享、共治，法治为本、自治为核、德治为要）；三是坚持“集成创新”的战略思路；四是坚持“统筹推进”的实现途径，实现乡村高品质生活、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高效能治理；五是坚持“望山见水”的乡愁生态体系；六是坚持“授权赋能”的乡村人才振兴体系；七是坚持“持续发展”的乡村治理创新扩散体系等。
乡村文旅助力乡村治理
孙若风（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文旅产业是内容产业，可纳入乡村治理运行机制，不仅有助于重建失落的乡村土地、乡村文化，还有助于强化脆弱的乡村文化治理。育民、乐民、富民是文旅产业的三个向度，“育民”是乡村治理的体现，与乐民、富民相结合，而乐民、富民体现了文旅产业的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进入乡村治理主流叙事的乡村文旅产业，是文化治理语言的生动表达，是文化治理边界的有效拓展，也将是整个乡村治理体系的更新优化。
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大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促进法》将文化振兴列为五大振兴任务之一，可看作是对文化治理乡村思路的回归。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直接关涉乡村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但也潜藏着助力乡村治理的功能，揭示、强调并发挥这一功能，有利于从产业、市场的角度强化文化治理能力，也有利于乡村文旅产业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乡村文旅产业如能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是乡村治理的创新，更是乡村文化的创新。
留住乡愁——现代化语境下的实践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由于受到西方现代化、西方工业化、全球化的冲击以及其他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逐年流出，乡村人才逐渐凋敝，由此引发了乡村规模的不断减小，以及现代人“乡愁难寻”情绪的攀升。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从现代化的语境下从农产品、生态环境、农耕文化等乡村关键要素方面去探索“留住乡愁”的路径。首先，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具有自身独特的稀缺性，我们需要重新去挖掘乡村的现代价值。其次，在挖掘乡村现代价值后，要把城市动能与乡村产业新空间发展结合起来，进而推动乡村的新发展。再次，可以从新农人、新农业等方面对乡村价值再生产，赋予乡村发展新的内涵。
乡愁不是空洞的概念，只有在现代化背景下再造乡村、发展乡村，通过乡村闲置资产的盘活、吸引城市动能进入乡村、在乡村引进新业态等诸多手段，探索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乡愁才能再次“留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愁才更“有滋有味”。
积极治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给社会带来活力，但也为基层治理提出严峻挑战，原有治理体制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大量社会矛盾产生并表现在基层，创新基层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成为时代呼唤，由此有了创新基层治理的地方探索。共同缔造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探索，这一探索发源于广东云浮“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行动”（形成政府、社会与群众“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随后在福建厦门成熟并推广，最后进入中央文件，其根本原因在于共同缔造回应了时代之问，有助于破解时代性的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并构成一种新型的基层治理范式，即“积极治理”。
积极治理有助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社会特性，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不能简单照搬封闭的、静止的传统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要有现代化的特性，要以积极的方式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积极治理的理念并非空洞，需从具体事情和问题着手，找到切入点，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共同缔造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发挥了政府治理的优势，又抓住了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将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有机衔接起来，形成了新的治理格局，具有可学习、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普遍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