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扶贫，但农民说想致富
日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小云助贫”上谈到了他在云南勐腊河边村扶贫中的一个困惑：
他和一个农户聊天，知道该农户2017年从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里挣了七八千元。在李小云看来，像瑶族妈妈客房这样基本上不用太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帮助收拾一下房间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农民却说：挣的太少了。他们期待着：“李老师，我们等着你带领我们致富呢。”
这让李小云开始思考扶贫和致富这个问题，“我们在不经意中，抬高了我们帮扶对象的预期。而我们可能就根本达不到这种预期。我们可能自己在概念上混淆了‘扶贫’和‘致富’的关系。”
李小云说，真正让我思考的其实不是农民想致富的想法，而是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我在河边村做的这个实验的真正的问题。“瑶族妈妈”客房产业发展中，主要都是扶贫者在对接，几乎没有农民的参与，因为所有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
李小云担心，一旦他们离开了怎么办？
他和他的同事、学生们不可能为农民做这些事情而永远待在河边村。他认为，他们“一方面，盲目地把村民带入到了一个预期很高的状态。让他们发展了一套与他们的技能、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产业。现在又说，我们撤了你们怎么办。”他说，这样的扶贫似乎都不道义。
在李小云看来，“我们的河边实验所遇到的困境其实恰恰也说明了普遍存在的把深陷贫困陷阱的贫困群体带上发展之路的艰难。”
最后他感叹：其实我知道，我和我的同事还没有摸到河边村可持续脱贫的方向。
这也许不只是李小云一人的困惑，这也不只是云南河边村一地的问题。
本期“大家谈”栏目，我们围绕扶贫和致富这个问题，听听大家的看法。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英洪
这正体现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农民说自己挣的太少，我认为这并不否认李小云扶贫团队工作成效，而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生活的实际情况。
第一，我们既要看到农民收入的增加，也要看到农民支出的增加与压力。改革40年来，农民已经被全面卷入市场化生活中来，农民的各种生活支出也在大大增加，生活压力不小。当地农民增加的收入，可能不足以使农民从容应对各项生活支出，包括改善生活条件的支出。
第二，我们既要看到农民绝对收入的增加，也要看到农民相对收入的差距。当前不仅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且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很明显。
第三，我们既要看到农民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也要看到农民潜在的更高层次的需求。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农民，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蕴藏在心中的巨大需求会不断释放出来。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李小云教授遇到的困惑，正好生动说明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想像通过扶贫让农民增加收入就会使农民心满意足。即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了，也会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应对。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扶贫工作者的努力去解决农民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热情帮助，更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需要大力破除束缚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念障碍和体制弊端。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涂圣伟
扶贫效果的可持续问题难以避免
农民摆脱贫困向往更加美好生活的诉求无可厚非，等着被带领致富也同样无可厚非。
实现可持续脱贫，并走向富裕，根本上取决于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贫困地区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通过智力扶贫提升农民素质固然不可少，通过组织化方式将贫困户纳入致富路径同样十分重要。
无论是政府资源和人员下乡，还是社会组织扶贫，都很难避免外部支持退出后扶贫效果的可持续问题。
在农村精英流失和社会资本式微的条件下，需要培育农民自我的组织，建立以经济为纽带的社会网络，通过做大新型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重塑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重构乡村组织动员机制，让贫困户在自我素质提升和组织合作中脱贫致富。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吕德文
到户扶贫减少了对组织动员群众的依赖
李小云老师的思考很有意思，只有经过实践经验的人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接着小云老师的思考，我谈谈我的两个看法：
一、关于脱贫与致富。本质上，脱贫和致富看似相关，但其实在政策目标和实施路径上是两码事。脱贫是社会政策，致富则是经济政策；前者靠政府、靠社会组织，都行，但后者只能靠自己、靠市场。
在市场经济足够发达的今天，让政府和社会组织以脱贫的名义帮贫困户致富，显然是个错位。
二、农民动员与参与。过去我们搞扶贫开发的重要经验就是扶贫先扶智。什么叫扶智？说白了就是思想工作。过去搞整村推进，不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要总结中国的脱贫经验的话，我觉得第一条是政府主导，第二条便是群众动员。
可惜的是，精准扶贫政策因为是精准到户，政府在政策推进中往往是包到户（而非到村），减少了对组织动员群众的依赖。这未必是好事！没有群众的组织动员，没有他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及社会资本的增加，即便暂时脱贫了，也不可持久。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胡联
致富本质上是自身发展能力问题
扶贫能让人致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扶贫”和“致富”这两个概念。
我们现在讲的扶贫指的是对低于现行国家贫困标准线以下的人口进行各种帮扶，帮助这些人口收入水平达到或者超过现行国家贫困标准线。所以扶贫的目标是脱贫。
致富指的是人民通过努力生活水平达到社会富裕水平，这没有绝对标准，是相对收入水平。我国2016年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3000元，这离社会富裕水平显然相差很远。
我国目前精准扶贫采取“五个一批”思路，按这种思路，贫困人口脱贫并不能保证有收入持续增长的能力。
贫困人口的致富问题归根到底是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问题。这种能力的形成，靠外界支持也靠自身的努力。比如更好产业扶贫项目、通过更好的城市化吸纳贫困地区有发展能力的人、通过发展更好的教育让贫困地区青少年有机会接受好的高等教育、贫困人口自己要有改变命运的“志气”并行动等。总之，从脱贫到致富，还有很多事要做。
◎农民日报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张伟宾
致富需要一步一步来
脱贫和致富是两个概念。河边村在外来力量的强大干预下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加，但是这种收入增加面临两个挑战。
一是收入如何可持续增加的问题，即能否致富的问题。二是外来力量干预撤出后收入如何维持的问题，即是否会返贫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河边村的故事，有点揠苗助长的样子。对于外来力量帮扶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故事，始终必须要处理好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短期帮扶和长期发展的关系。科研试验和情怀经济，难以持续帮扶，关键还是在这个阶段培养起内生的发展动力。
至于扶贫能让穷人致富吗？这个问题，超越了大部分贫困地区当下发展阶段。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像河边村的村民学习开车，在我看来，反倒是为将来致富打下基础。对农村住房、手机、电脑、汽车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也许更多时候可以从正面去看，因为这些一是刺激农民更多劳动，挣更多钱，二是也有利于他们改变生活方式。
◎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刘刚（曾在河南长垣黄河滩区驻村扶贫）
“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
一方面来说，脱贫不等于致富，它们的确是两个阶段两种要求。国家提出精准扶贫的近期目标，是要帮助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状态，最终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都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是我们国家现有财力和发展阶段能够承受的上线。因此，我们提出“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而是通过全党的动员和几年的攻坚，先把长期存在的深度贫困地区和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困难问题给解决好。
另一方面来讲，扶贫不是兜底，要不然就不用搞什么产业帮扶和项目开发了，只需要民政部门做好社会保障就行。扶贫也不能仅靠政府“输血”而不自身“造血”，这样的扶贫不可持续，并且会助长养懒汉的现象。既然我们提出了脱贫致富共奔小康的庄严承诺，就不能止步于仅仅通过医疗保险、低保五保等手段把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给保障起来，而是需要通过产业植入、信贷支持、教育培训等手段，给那些既有脱贫意愿又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脱贫致富的平台和机会，通过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添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内生动力。后者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企业、社会和民间公益组织的共同参与。
◎人民网观点频道主编 黄策舆
应警惕扶贫致富话语造成新的束缚
一方面要看到，扶贫它对社会二次分配的正向作用，对于贫困人群的帮扶；另一方面应当警惕扶贫致富这套话语给人们造成的新的压抑与束缚，为人类活动争取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宽松的空间。
扶贫开发，绝非一蹴而就，不仅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更要激发内生动力。
贫穷，有可能是生产方式落后，有可能是生活环境的问题，因地制宜，因人施策，要基于每个家庭，个体的特点，在硬件基础上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实现赋能，才有可能帮助其脱贫，至于致富，还有更长的路要走，绝非一蹴而就。
◎河南省襄城县委宣传部驻双庙乡楼头孙村第一书记 郑志磊
让贫困群众从内心深处懂得去奋斗
笔者结对帮扶的贫困群众，就曾经问过这些问题：什么时间能建成扶贫车间？工资不高，到时候无法脱贫，看你们扶贫干部咋交差？帮扶队员们一脸汗水，常态化的入户宣传政策、赠送必要的爱心物品，协调医院来村义诊，“六改一增”帮扶……咋就暖不热贫困群众的心呢？
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在政策执行中把部分贫困群众的“胃口”吊的太高了！扶贫先扶智，更要扶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摆脱贫困的方法，更要让贫困群众从心里战胜自己，摆脱“等靠要”思想，只有这样扶贫这场攻坚战才能打赢打好！
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扶贫工作不能降低标准，更不能将贫困群众的“胃口”吊高。扶贫扶智更扶志，让贫困群众从内心深处懂得去奋斗，才是扶贫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扶贫工作还需要帮扶干部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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